（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在做采访）   

主持人：您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的片子，他的问题到底是哪些？

　　

　　吴文光：还是我刚才说的传统的纪录片的意识，有的纪录片就是暴露、展示，目击，作证，在九十年代或者是八十年代末这段时间里面，这个纪录片的功效很大，真实都是被掩盖的，现在媒体那么强大，无处不在，烦不胜烦，所以说出真实来已经不是唯一或最终的目的了，它是必须的。

　　主持人：最基本。

　　

　　吴文光：你为最基的东西，我可以开始说出真话了来高呼。不是说我要在一个纪录片里谈关于纪录片，这是我最烦谈的，一听谈这个头就大了，因为谈它的目的是想阻碍更多人进入这个门槛，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别以为谁来都拍。有一次那个黄什么，拍那个最早拍那个，黄文海，也在草场地这边讨论，喜欢谈纪录片的艺术，我是谈相反，没有必要谈艺术，这个人人都可以干，拿起来就可以的东西。

    

　　主持人：这是您对纪录片的定义？

    

　　吴文光：不是定义，是一个做法，在五六年前，什么都没做就开始大谈艺术，这是很荒唐的。所以我就是反对谈所谓艺术的心态。

    

　　主持人：并不是反对艺术本身。

    

　　吴文光：我喜欢多种可能性，你知道，艺术是很霸道的，你要做到什么东西，你要会剪辑点找到了，要会结构的东西，要会拍摄，至少会怎么样，谈那些东西，这里面包含它所谓的深邃。黄文海说别人这样说无所谓，可是吴老师你这样说就会对年轻人有误导了，其实我理解的是“倡导”，别人理解的是“误导”，他这个话后面的意思是你知道，乱七八糟涌到里面的人太多了，你很不好意思说我是拍纪录片的，拍纪录片多光荣多艺术啊，不可能沟通你知道吧，所以不欢而散。

    

　　主持人：但其实你们两个人是有共同点的，您其实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吴文光：首先我不喜欢用谈论艺术的方式画地为牢，做成一个圈子。多年来，诸如此类的文化就有一种圈子意识在里面，或者慢慢就有一种精英意识在里面。这是事实是吧。

    

　　主持人：对，感受很强烈。

    

　　吴文光：谈记录片就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在里面，而我最烦这个，我强烈地要求自己，这就是一个傻B，就是一个平民的东西，难免在一些为人作态上（有些倾向），但心态上至少要警惕，至少现在我没划圈子吧？你看我有什么圈子？宋庄那边有人跟我玩，南京那边有人跟我玩，云之南的也跟着玩。    

    

　　主持人：村民也跟你玩。

    

　　吴文光：首先你不要划圈子，竖大旗，招募一些人，攻一个山头在那里。第二，你刚刚说到权力的东西，要看怎么理解了，有一次另外一个人跟我说，《流浪北京》拍的不咋的嘛，为什么这个片子老被人提到？你怎么想？我说那就恨他爹妈不把他早生几年。

    

　　主持人：这话说得太对了。

　　

　　吴文光：我说大家都是傻B是吧，爹妈把我这个傻B早生几年，我就来赶拍了所谓第一个，你也用不着嫉妒它，我视它为垃圾，爱提不提，但你要为这个事情耿耿于怀那你就傻B了，你的道理就是爹妈怎么不把你早干出来呢？

　　

　　主持人：你说拍纪录片注定是孤独的，而且方式很残酷，当你把这种孤独和残酷推向观众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吴文光：首先那个东西放在那儿就无所谓孤独了。拍摄、剪辑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干这事儿，你放映了，跟观众见面，那就谈不上孤独了。影像和真实搭上关系，肯定有其残酷的一面，这点来说永远没有止境，没有限度，你可以不比残酷，比赛，较劲，但任何人做东西都不会说是把残酷做到极佳，何况残酷有不同的方式，一个非常诗意的片子里也隐含着残酷。伯格曼的片子实际上是很残酷的，表面上很诗意，黑泽明就不用说了。还有俄罗斯的塔尔科夫斯基，为人称道的艺术片大师，纪录片里，我看不出优秀的片子里，一点都不残酷的，只是方式看怎么样，表面看是暴力的方式，玩诗意是玩手术刀的，表面安静，但一刀就划到症结处，切出一颗社会的毒瘤，方式不一样。

    

　　主持人：您自己呢？您的方式是什么？

    

　　吴文光：我心里肯定不是为了追求残酷的东西，但你生活中感受到的实际上都是这种东西。

    

　　主持人：包括？

    

　　吴文光：一个片子没有诗意不是你的问题，可能残酷才是最终达到的效果，但暴力和残酷可以通过诗意来呈现，对残酷的读解是可以不同意义的，不至于刀刀见血。

　　

　　主持人：影像的力量来源于哪里？它的力量怎么体现？

    

　　吴文光：如果纪录片的话影像首先肯定是真实的，这个真实是来自作者个人的真实，我拍出来，关于它是不是客观、是不是主观就不管，只要是真实的就行。最近我比较喜欢“在真实中创作”一词，更强调主观真实的东西。传统纪录片肯定有它巨大的能量，尤其在中国这个社会里，真实往往是被掩盖的，所以它有这种能量，但应该不仅仅于此，它除了直接见证之外，它还有更多的东西，是作者自己在真实上有没有创作能力的问题。纪录片里为什么很少有哲学高度、历史高度，国产纪录片都有这个问题。要再往前进一步就有很多意义可以谈、很多话题可以讨论了。看了那么多关于苦难的纪录片，我肯定不是在讲所谓“影像艺术性”的东西，这也是我最烦讲的东西，在心态里期待有悲剧发生，苍蝇样的冲向那些受苦受难的底层的东西，他这是在捞票，心态上有“捞票”的东西，这是我比较熟悉的。

    

　　主持人：出发点。

　　

　　吴文光：看片我可以纯看片，拉开距离来谈的话，DV或者影像的自由性应该不仅仅体现“我能，我想，我拍”，十年前关于DV自由度的讨论时我是大力鼓吹的，民众参与，人人都可以做，那时候针对的无非是电影、学院那一套所谓“电影不是人人都可以干的东西”，很傻B的在维护。这一关过了以后，有脑子的人都在想这个问题，一定数量达到以后自然就水到渠成去做这些问题，为什么德国纪录片里你会看到诸多涉及到更深、更广阔层次的，包括对真实影像的使用，德国纪录片，我看到的一些都是这样，不管是看瑞士的纪录片（还是德国的纪录片），德语传统和法语传统很重要，看一个讲德语的瑞士人拍的纪录片或是讲法语的瑞士人拍的纪录片，影像涉及到的生活纬度和深度都显得我们这边的影像比较单一、浅薄，第一步而已的东西。

    

　　主持人：您之前的“流浪北京”是单纯的影像工作，现在是多维度地实现创作，这中间有哪些变化？

    

　　吴文光：信息广了，媒体手段也是多种的，婚姻上你不能三妻六妾，艺术上可以，可以妻妾成群，何乐不为，人家可以说你不专一，艺术上越不专一越好，在艺术上“从一而终”不是我的方式，我喜欢众多情人。你喜欢吗

    

　　主持人：没能力。

    

　　吴文光：没试怎么知道，裤子都不敢脱下来你怎么知道？要脱啊。

    

　　主持人：因为穿也不是我穿上的。像您刚刚说“妻妾”，其中还是有一个“正房”？

    

　　吴文光：没有，全是情人关系，没有任何契约，没有任何道德、责任、使命感，做纪录片不是为了要揭示什么、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责任感。

    

　　主持人：没有轻重（之分），但是从事某样东西，时间是唯一的，时间方面怎么安排？抽签吗

    

　　吴文光：早上睡一个、晚上睡一个，看心情，也许中午再睡一个。

    

　　主持人：这是您对它的选择，您的创作对您自己有要求吗？

　　

　　吴文光：只能我选择它，它永远是属于隶属的关系，我进入了就完全是主人的姿态，目空一切，为所欲为，影像这方面也是这样，经过我的能力能打多少炮就打多少炮。要是在电视台那肯定就剪掉了，我说的是很认真的，不是胡说，从我说话的方式你可以看出来，我是自由的，这是心态上的自由。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以为自由是身体上的不自由，想去哪儿去不了，想做什么做不了，想画什么也画不了，但恰恰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不自由，有一个著名的记者在《纽约时报》上采访我，他就说“你们在中国有自由吗？”我说“有”，他说“多少？”我说“百分之百”，他吓一跳，他原来估计我会……雄辩地说“不自由”，然后再讨论“不自由”的状况，但他又觉得我没有必要说假话，他问我“为什么？”我说“自由在心里”，只有你感到了百分之百的自由，那就是满满当当的，你在美国，在《纽约时报》自由吗？肯定不自由，主编老枪毙你的稿子。你可以说某个东西我水平不高，做不出来，但你不能说我不自由做不出来，他的稿子经常被主编拿过去修改。

 

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