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的道路上，
孙玉石先生既是“寻求者”，又是“守望者”-。
孙玉石先生还认为：鲁迅是一个反传统的猛士，但鲁迅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占有与对世界最先进文学潮流的了解是并重的。双向的吸收形成了鲁迅全方位的知识结构。
所以 孙玉石先生非常重视鲁迅的论文《文化偏至论》，认为其中提出了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方程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
鲁迅理想中的新生的民族如此，理想中的富于时代觉识的新人亦如此。”由此孙先生表达了对中国的青年学生在知识结构方面的焦虑，担心青年人“敏于对外来新潮的吸收，而薄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关注。
他们对传统文学和文化抱着狭隘的偏见。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中，只看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没有一个科学眼光的审视就采取一种全然淡漠的态度。心理的偏枯导致了文化吸收的倾斜。得到了一个异域的天地却失去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空间”，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一种“文化残废意识”。
孙玉石先生对鲁迅知识结构的考察背后关注的是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大问题，蕴含着一个“寻求者”以及“守望者”的历史使命感与文化责任感，在21世纪的今天尤其具有弥足珍视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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