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当代人没法写当代史”，金冲及对此有不同看法。

      他认为，当代人治当代史固然有其“时代局限性”，却也有后人无法达到的便利条件，何况后人也有他们的局限性。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指出的，看一百张不同角度拍的凯旋门照片，不如到实地站5分钟更能使人了解它。自己在20世纪生活超过70年，亲历和亲见过许多事，为什么不能写？金冲及从不讳言写历史时常会流露出自己的情感，但他反对因情感而丧失理性，甚至歪曲、改变历史事实——“史学工作者要有‘史德’”。

　　早在复旦大学学习时，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蒋天枢、唐弢等一批名教授潜移默化的熏陶，使金冲及在心中对怎样才算是做学问树起了一种无形的标尺。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时时牢记老师们的教诲，决不敢轻易拿出不够格的成果来。

　　在他看来，研究历史没有捷径。有的人不愿意钻研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却勇于抛出一些标新立异的理论，这样的人走不远。倒不如沉下心来，在对浩繁史料的研读中，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一书是他82岁时出版的。书中尽可能多角度地考察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充分使用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出版的大量历史资料。主编《周恩来传》时，他不仅使用大量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原始档案，而且先后访问过100多位同周总理有过比较多直接接触的人。每次访问前，他一定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不仅要了解现有文字记载中还有哪些重要问题没有说到或存在疑问，做到心中有数，更要针对被访问人的身份、背景，提出问题，把史实弄清楚。

　　了解金冲及的人都知道，他做学问，80%的时间在看资料，20%的时间写作。他1981年开始做党的文献研究工作，到1988年才敢发表个人署名的第一篇有关党史的论文。对著作同样是如此。他说：“当主编决不能仅仅挂个名，而是对全书的每一个字都得负责。”

　　“老金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党性和科学性密切结合起来，尽可能穷尽有关史料，非常严谨，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他研究当代史也有促进作用。”沙健孙告诉记者。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使他的著作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获得第二届政府图书奖，并被读者投票选入2010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辛亥革命史稿》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大陆1949—1993年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

　　除担任过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外，金冲及先后兼任过中国史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等职务。“头衔挺多，不过，我的本职就是一名史学工作者”。

　　记者问他：历史为什么那么吸引你？“读历史，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那些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和最具智慧才干的历史人物，那有多大的吸引力！”一说起这些，他明显兴奋起来。

　　那些或新或旧、如山如海的史料，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不“吃”不行。采撷、咀嚼、反刍、回味这些精神食粮，会不断有新的体悟、新的发现。“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苦不苦的。或许是对历史、对文献有了感情，我没觉得这是一件枯燥的事情。一件件文献并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和文字，透过它看到的其实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时代画面，就像电影胶片，分开看一张一张都是死的，通过电力一摇就在你眼前活起来了。读文献时，这股电力就是人的理解力。”没有时间看电影的金冲及却很喜欢用电影来打比方，很诚恳，也很有感染力。

　　“这可能就是治学的一种境界吧。老金把这些从事研究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使我们从阅看枯燥档案这件基础性而又不可或缺的事情中，也能享受到一种快乐。”由金冲及手把手带出来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廖心文告诉记者。

　　正是出于这种对历史的痴迷，对学问的执着，退休10年至今，金冲及的生活节奏似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依旧每天习惯早起，依旧工作到深夜，只不过有了更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术研究。

　　除了继续个人的专业研究，身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金冲及担负着为相关教材把关的重任。每本送来的书稿，他总要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读，认真改，全身心投入其中，花费了大量心血。“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工作，我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前几年有些朋友推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我的封笔之作。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虽然再做长期的、很大的计划不太现实了，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窗外的阳光照了进来，老人的笑容愈发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