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兜从幼儿园回到家里，说班里排演节目，叫《小熊请客》，老师分配他演小狗。我问他小狗有台词吗，兜兜说有，有不少呢。兜兜言语神态都是淡淡的，一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兜兜要演戏了，有台词，而且还“有不少呢”，感慨之余，不禁想起了自己四十年前的演艺经历。

1969年，我们被合家下放到干校。干校是准军队建制，连、排、班编成，最高首长是当地部队来的一个班长，统帅那些好的、比较好的或可以改造好的及几个死心塌地的“老九”（其中包括后来跳井的范长江，5级干部，在地方是部级，在部队应该是军级吧）。我们一家四口的编制都不同，分别驻扎在4处“营房”。

那时我9岁，比现在的兜兜大3岁。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不能随大人住，又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于是干校就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乍听好像是劳教所，其实就是把孩子们揽到一起看着。每天也有操练、诵“经”，起居住行都以哨声为令，颇有些斯巴达的风范。

70年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戏剧最为繁荣的一段（当今北大某著名教授很认真地如是说），全国的剧目共有八个之多，且皆为样板。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男女老幼皆为票友。

祖国山河一片红，所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决定排演《智取威虎山》。指导员（都是单位的干部，其实就是老师兼保姆）安排角色：杨子荣、少剑波是“好人”，必须浓眉大眼，威武高大，结果都交给了十四五的大孩子。我那时个头比较小，且又黑又瘦，虽然力气大于同年的孩子，“斗鸡”十分了得，但我想指导员看重的是我的形象，她分配我演“小炉匠”。

小炉匠是个“坏人”，这自不待言，关键他还十分猥琐，连八大金刚的匪气、座山雕的凶暴都没有。我那时想，哪怕能在台上说一通“天王盖地虎、麽哈麽哈”之类的黑话，也不枉做回“坏人”啊。

我虽然才9岁，但懵懵懂懂之中也多少对事理有了些分辨，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但是又不能不演，这是能否对领袖尽忠的问题。

排练几次后，不知什么缘故，《智取威虎山》夭折了，我也如释重负。

不过，这次唯一的演艺经历，还是给我后来的人生留下了阴影。总怀疑自己的形象有问题——如果不是形象猥琐，又如何会被选作小炉匠栾平呢？

这种念头一直伴随我度过青春期，上高一后个子猛窜，二十岁以后在路上时常能遭遇一些“美目盼兮”，才渐渐觉得自己并非那样面目可憎。不过，一个背了十几年的包袱，一个笼罩了十几年的阴影，不可能像一阵清风掠过池塘一样对一个人的人生不留下任何痕迹。

兜兜说要演节目，让我想起了自己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自然对他在节目里的角色也多了一分关注。

兜兜介绍说，《小熊请客》里有太阳，有月亮，有小猫、小鸡还有他这个小狗，还有福娃数名。今天兜兜把他的大段台词和剧情表演给我们夫妻看，里面有把爱心传给地震灾区小朋友的内容。看来，《小熊请客》里没有“坏人”，不但没有“小炉匠”，连八大金刚之流也没有，和谐得很，也能够看出幼教老师的良苦用心。

有了自己的经历，对孩子演戏也就多了一份牵挂。我想，最好不要强迫孩子演“坏人”的角色；如果一定要演，也应该让那些浓眉大眼、威武高大的孩子去演，就像让朱时茂演叛徒一样。

那样的伤害会小一些。

演“坏人”（其实我对“坏人”的定义本身就不赞同），最好等孩子长大一些，有了足够的自我认识，有了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了足够的自信，再演不迟。比如像陈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