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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内阁新成员——我认识的法务部长王清峰二三事

(2008-06-20 14: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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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随着马英九先生2008年5月20日走马上任,国民党在台湾未来四年的执政也由此拉开序幕。自3月22日马英九和国民党赢得台湾大选胜利后,组阁问题成为台湾各界关注的焦点。马英九先生在当选后即承诺,「阁揆的选任将以德为重」。此言一出引起台湾人民的共鸣。八年来,陈水扁任人唯亲的用人风格遭到台湾民众诟病,尤其在执政的后半期,陈水扁的内阁变成贪腐内阁,大小官员只顾自己分羹,不管人民死活。随着陈水扁及其家人贪腐、高官涉弊被起诉等丑闻不断上演,民众意识到台湾的前途已经快要葬送在陈水扁团队的手里,台湾现在需要贤德的执政团队带领人民寻找新的希望。马英九先生提出的「任人以德为重」说进了人们的心坎里。

    对于马英九先生的组阁,我最关注的是,他会选一位什么样的法务部长。当得悉他邀请王清峰律师出任法务部长一职时,我拍案叫绝,这的确是上上之选。我与王清峰律师是多年的好友,她为人处事极为公正,面对权贵和恶势力,她与敢之抗衡,从不低头,面对弱势族群和需要帮助的人,她鼎力相助,心肠柔软、善良,马英九先生请王清峰律师任法务部长的确是选对了人。

 

她是第一个关注雏妓、台湾慰安妇等妇女权益保护者

    王清峰律师出生于台湾南部的医生世家,父亲和她的三个弟弟都是医生,王律师没有从医而投身法律,从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后即开始律师生涯。我常笑称她是台湾「最清贫」的名律师,因为她的工作重心通常放在出钱出力帮助弱势族群上。她被台湾民众所熟知,被台湾社会所尊敬也是源于她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及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她是台湾第一位挺身而出保护雏妓,敢与人口贩子和不肖检警势力对抗的人。她是台湾的「良心」。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原住民族因居住在边远地区,缺乏适应现代生活的知识和技能被日益边缘化。很多原住民家长受到人口贩子的蛊惑,以很低的「价格」把十三、四岁的女儿买到私娼寮作雏妓。我曾审理过原住民雏妓的案件,得知那些被卖的女孩非常悲惨,一天被迫接客三十到六十次,自己却分文不得。人口贩子常与地方上的不肖员警相互勾结,形成一个黑白挂靠的共犯集团。那时台湾的雏妓问题就像烂到深处的疮,无药可解,但因为王清峰律师的出面,一切开始改变。

    1987年,刚刚从事律师工作不久的王清峰,从媒体的报道和办理的案件中得知雏妓的悲惨遭遇后,便决心从事雏妓救援工作。她与有同样想法的女律师们共同成立「妇女救援协会」(后来发展为「妇女救援基金会」),积极介入雏妓救援工作。她们到看守所看望被收容的雏妓,无偿担任她们的保护者,调查了解雏妓被贩卖的经过,追踪贩卖人口集团线索。她们设立检举专线,促请警方扫荡私娼寮,与人口贩子、娼馆老鸨对抗。妇援会在王清峰律师的带领下,主动走入台湾原住民村落,与原住民村落的中小学成立保护网,掌握每个辍学和离家在外的女孩情况,追踪她们的下落,并对有可能被贩卖的女孩积极监督,学校老师负责通报,妇援会与当地检警配合救援。我在新竹地区任职法官的时候,曾与妇援会的社工人员深入到我法院辖区的原住民村落调查走访,看到她们对每个原住民家庭了如指掌,对每个原住民女孩视同自己的姐妹,我深受感动。

    1995年我辞去法官职务,透过选举进入立法院担任立法委员,励馨基金会与妇女救援会等保护雏妓团体提出「雏妓防治法」草案。经过大家三年多的努力,台湾立法院终于三读通过「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以「雏妓防治法」为基础),在台湾建构起儿童及少年性交易的防治与保护网络,原住民雏妓自此在台湾消失匿迹。

    在台湾,第一个关注慰安妇的也是王清峰律师。1992年,日本学者发表文章证实台湾在日据时代也有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王清峰律师得知后便立刻投身调查了解台湾慰安妇问题。很快,妇援会在王清峰的带领下设立「慰安妇申诉专线」,开始访查、认证台湾慰安妇。她们找到了六十多位尚健在但却躲在阴暗角落的台湾慰安妇。当日本政府打算以日本民间机构低调处理各地慰安妇,而拒绝以政府名义正视慰安妇求偿时,妇援会与王清峰立刻发动民间募款,筹集资金,先安顿和补偿台湾慰安妇,帮助老阿嬷们有尊严地生活,再全力协助她们向日本政府争取应得的道歉和赔偿。妇援会与王清峰律师还曾与韩国及菲律宾慰安妇保护组织联合,到日本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并在美国国会公布日本面对慰安妇问题不当的态度和做法。妇援会更筹拍了反映慰安妇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在台湾领导推动修改刑法「性侵害罪章」的,也是王清峰律师。性侵害对于女性来说是最可怕的恶梦,而追究加害人的诉讼程序更是对性侵害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台湾原来的刑法,为了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将性侵害追诉规定为「告诉乃论」(被害人提出告诉,才追究加害人的刑责)。但是加害人极易利用此一立法漏洞,以公布性侵害事实为要挟,令被害人因害怕遭致社会上异样的目光而选择放弃指控,这反而助长了加害人的气焰,使得台湾社会性侵害犯罪一直得不到有效遏制。如何兼顾被害人保护与性侵犯加害人惩治,成为一个难点。

    当我进入立法院后,王清峰律师将她与许多法律工作者研究多年的,有关刑法中性侵害罪章的修正草案交给了我。这个草案将性侵害加害人由「告诉乃论」(以被害人告诉才追究加害刑责)变更为「公诉罪」(只要有性侵害犯罪事实,检察官就应主动侦察、起诉判刑)。其中还将性侵害的规定及处罚做了合理的调整,对于诉讼中被害人隐私的保护、询问调查过程的合理化及相关法条都详悉列明,使得追诉犯罪和被害人保护能够兼顾。此法案在立法院经过六七年的反复论证与立法游说,终于获得立法委员的支持和法务机关的配合。最终,刑法「性侵害罪章」及配套法律获三读修正通过。

 

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我和王清峰律师的结识是在1990年,我当时是新竹法院的法官,办理少年案件的审理工作,王清峰律师是妇女救援协会的负责人。少年法庭的工作让我开始关注少年犯罪的防治,因此也开始在少年关护所内尝试辅导犯罪少年的工作,其中我最感到束手无策的是辅导那些失足少女。有一天突然接到从未谋面的王清峰律师的电话,她表示妇女救援协会希望派社工进入关护所协助我辅导「问题少女」。我听后大喜,她们的帮助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之后接受她们的帮助一年多,我和王清峰律师却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有一天,她为追踪两个被警方拘留在新竹的雏妓,我们才因看望雏妓的机缘在新竹警察局碰了面。看到她对那两个雏妓像对女儿一样的劝慰和开导,我完全信服了她的工作,自此,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认识王清峰律师将近二十年,一直对她为人做事的态度钦佩不已。她对妇女救援基金会收到的每一笔募款支出都详细列明用途,分阶段向捐款人和监督机构汇报;为台湾慰安妇求偿来往日本、韩国、美国七八次的旅费全是她自己承担,从未向基金会申请过一分钱;她在监察委员任期内,为调查重大疑难刑事案件中涉及到的员警违法取供、伪造证据案(儿童陆正案),她自掏腰包请人协助整理几十本卷宗;九二一地震后,她劝说灾区民众砍掉破坏水土保持的槟榔树,改种浑身是宝又有益环境的肉桂树,为此她在组织「捐树苗」活动,我们这些朋友都积极响应,为灾区民众筹款买树苗。多年来,王清峰律师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地奋斗着。

    2000年我离开台湾政坛定居大陆,每次回台湾,我一定会和王清峰见面,每次见面时她都在为着某件大事而忙碌——2003年,她为「公投绑大选」的不合法制度,在选监委员会中与陈水扁政府对抗;2004年,她又参加319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成为主要调查成员,开始长达四年的调查真相工作,目前已完成三次调查报告;这次2008年台湾大选前我们又见了面,她告诉我「大选结束后,要好好休息,不再做任何工作了。」

    当听到王清峰律师被马英九团队邀请出任法务部长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台湾人民有福了!」但她会答应吗?因为我曾向前法务部长陈定南先生推荐王清峰出任法务部被害人保护司的筹建工作,她不想当官,拒绝了。当确知王清峰律师接受法务部长一职时,我既高兴又不舍。台湾能拥有一位心地善良、公正无私、尽职尽责的法务部长是台湾人民的福气,我为台湾人民感到庆幸。但我太了解王清峰的个性,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将会付出很多的精力和牺牲,想到这一点我又为她感到不舍。王清峰在收到我的恭贺短信后,立刻给我回了电话,在电话中她只反问我四个字「何喜之有?」对于这四个字的含义我完全了解。

许多法务部长就任后,都会选择社会所瞩目,能取得立竿见影效果的大事去推动。但以我对王清峰的了解,她除了会对所谓社会瞩目的大事给予应有的关注以外,更会对一般法务部长官不太注意,但却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问题倾注心力。我相信她会对刑满出狱更生人的保护、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对社会边缘人群的保护投入更多的关注。我相信透过她的潜移默化,法务部一定会开创新局。在此,我谨祝她事业推展顺利、改革成功、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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