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李元昊同学去年冬天写我的一篇采写课习作，的确够狼狈的，贴出来以示对狼狈青春的纪念，和同样狼狈的“青椒”们共勉......

        （作者：李元昊 中国人民大学2012级国防班本科生）

      早上六点三十分，iphone4s的闹铃声准时响起，这时赵云泽老师准备起床了。他几乎是挣扎着起来的，为了不打扰还在熟睡中的家人，他习惯性的将闹铃关掉。

     此前的一天，他是这样度过的：

     上午为新闻学院本科生上了四堂新闻史课程，课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留给学生答疑；

     中午十一点半立即赶到会议室，参加他牵头的新闻史论教研部外籍教师欢迎会，这之间留给他的时间还不够换一套衣服，他的裤子在早上挤食堂时撒上了粥汤；

   之后参加新闻学院的工作会议；

   之后参加跨媒体工作会议；

   之后参加硕士生的课题讨论会；

   之后布置本科的阅读材料；

   等他倒在床上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简单的洗漱后，他紧忙着下楼开车去学校。紧迫的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在家里吃一顿早饭，每个工作日他都是来到学校后，在北区食堂学生餐厅和上早课的学生吃一顿简单的早餐。这个过程紧张有序，他说“就像是在打仗”。

      七点四十分，他准时来到明德新闻楼718室——他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首先从备课开始。从美国学习归来，他下定决心把中国新闻史的讨论课堂延伸到本科教育。多年的教学实践和美国的学习感受告诉他决定是正确的。但是，这就要意味着他要在备课上付出更多的时间：选择难度与深度都适合本科生的材料，设置问题，如何引导、本科生在课堂上会提出哪些问题``````这些需要他一个个去准备，泡在期刊论文库里，向梳头一样面面俱到的准备。

   但是，这些对于长期研究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他来说，只是“便饭一般”。“我是在老师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学生”，每每提起他的老师，赵老师总是满脸的自豪。2001年，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招收了一个内蒙古的小伙子，这是他十年间招收的唯一的硕士研究生。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的赵老师。然而，做大师弟子绝对不是轻松的。“方老师基本没有批评过我们，但是实际上要求是比较高的。我在读硕士的期间要求每个月写一篇东西，至少得有5000字，至少有一年半的时间是这样过来的。”赵老师说。

   硕士时期的赵云泽几乎是在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里度过的。北京的几个大图书馆，无论是南城的、北城的，新修的还是老建的，他都去过。每个图书馆有多少旧报刊他都清楚，甚至还认识了那些图书管理员们。每次图书管理员看到他来了，直接说“你自己去报库找吧”。在之后的教学中，赵老师总是对学生们说：“报刊库就像是少林寺的藏经阁，走入报库，泛黄的报刊，有的一翻页都掉渣，就像是寻宝的感觉。”

   当他还在阅读着一篇学者的新闻史文章时，突然想起下午还要参加北京电台的学术会议。这是一次北京市团委、央广集团、北京电台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会有许多业界前辈参加。他将作为年轻学者参加这个会议，并且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做十五分钟的发言。学术作风严谨的他要求自己必须好好准备。于是听该节目音频、查阅相关文献`````十五分钟的发言他准备了将近四个小时。

   中午吃了一点教工餐厅的自助餐，他立即赶往北京电台。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准备不充分，途中遇到朝阳路堵车，他继续思考自己的发言。

   由于充分的准备，扎实的知识积累，虽然时间紧迫，他的发言还是以信息量大、思维深刻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下午四点三十分，为了六点研究生的课，他必须返回人民大学。路上又遇到堵车，这些时间他和往常一样处理，思考课堂讲述的内容。

到明德新闻楼时，已经接近五点四十。他立即跑到办公室拷课件，顺手拿了桌子上的一块沙琪玛。长期的忙碌生活，他已经很难保证自己的吃饭时间，所以在办公室为自己准备了一些沙琪玛、巧克力这样的高热量零食。

夜幕下的人民大学充斥着人文学府的厚重气息，昏暗的路灯、静谧的银杏大道，悠长的百家廊，点缀着行进在路上的学子，一切都是温柔的。赵老师似乎与这个氛围格格不入。一个学者，吃着一块沙琪玛，近乎跑步向国学馆教室奔去。跑的过程中，还失手掉了半块沙琪玛——这餐珍贵的晚饭就这样结束了。这个过程他说“我解释了什么叫狼狈”。

终于到了，五点五十二分，跑进门去。“砰！”一阵剧痛，他下意识地捂了自己的脸，蹲了下去。他一心想要尽快赶到课堂，严谨的他绝对不允许自己迟到。但是由于昏暗的灯光，自己高度近视，他没有看到国学馆西门透明的玻璃。加上快速行进的加速度，正撞了个结实。金属镜框划破了他的左眼角，形成了大约一厘米的口子。他急忙拿了一块创可贴贴上，赶到教室时，铃声刚好想起。“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

这已经不是赵老师第一次摔倒了。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55周年院庆，当时作为学院《新闻周报》的指导教师，他带领他的学生编辑团队一夜未睡，要为这个古老学院的生日献上一份这份最老的学生媒体的贺礼。第二天，刚刚睡了三个小时的他得知学院编辑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文集印刷厂赶不出来了，这对于认真的他来说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事故。处理完一天的事务，他凌晨开车去廊坊印刷厂。到了印刷厂已经凌晨两点多，他决定每册文集印500册，供第二天的会议使用。但是当时印刷厂的人手不够，于是已经近三十个小时没睡觉的他又在印刷厂客串了一夜的印刷工人。在清晨时，他开着车载着学院的文集赶回了人大。由于长时间没休息，走到世纪馆时，他绊倒路障摔了一跤，一瘸一拐地搬着书赶到世纪馆。新闻学院党委书记高钢教授提到此事还感慨道：“什么事交给赵云泽，我总是那么放心，并且这个年轻人让我感动。”

晚上八点四十分，下课铃响。他立即赶回明德新闻楼，那里还有一个关于“新闻民工”的讨论会等着他。这是一个关于北京市年轻新闻工作者的调查，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这个会为了等他才延迟到晚上召开。赶到会场，饥肠辘辘的他一边开会，一边吃了两盒蔬菜沙拉。

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夜里十一点结束。

夜里开车回家，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伴随着车窗外的夜色，他回想了自己忙碌的一天。

打开家门，家人已经熟睡，他静静地打开电脑，在微博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某教师一日：上午备课，下午北京台开研讨会，晚六点赶回来上课，给自己准备的路上吃一个萨其马，结果吃一半掉地下了。赶到国学馆，西门透明玻璃，正撞个结实...擦了血贴上创可帖上研究生的专题课；八点四十课结束在破相的情况下又参加讨论＂新闻民工的调查＂课题到学生晚自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