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诗与传承——评蒲隆译《狄金森诗选》(文:黄福海)
(2012-02-21 17: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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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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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与传承
——评蒲隆译《狄金森诗选》兼谈当下的译诗
黄福海
诗歌(包括译诗)出版的不景气,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间,虽然外国诗的翻译作品频频出版,但真正做到理解准确、译语流畅的新作品并不多见。有些青年译者往往连原文意思都不能准确传达,更谈不上传达原诗的神韵了。他们崇尚的是“主观感受”与“阅读享受”,而诗的原意是什么,越来越退到次要的地位。他们注重于译诗能否在读者(或者说译者本人)的脑子里激发出“灵感”,至于这“灵感”跟原诗有没有直接关系是无所谓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有译者本人的原因,也有出版社的原因。例如:译者翻译观上的偏差,以为诗无达诂,译诗自然不必追求准确;译者缺乏对有关国家文化背景的了解;译者没有经过专业的外语训练,外文基础不扎实,中文基础也较薄弱。同时,文学翻译的专业出版机构长期缺位,而不太专业的出版社趁虚而入,占领市场,他们由于主客观因素,在选择译者时没有设置必要的标准和要求。另外,翻译文学的批评也比较滞后,尤其在诗歌翻译方面,缺乏具有专业眼光、健康而有原则的批评文章。因此,在过去十数年间,已出版的诗歌翻译作品的质量在整体下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蒲隆译的《狄金森诗选》,这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寥若晨星的几本诗歌翻译新作之一。我以前读过蒲隆翻译的一些散文和小说作品,它们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蒲隆的译诗会是怎样的呢?我是抱着极大的兴趣读这本书的。2001年出版的蒲隆译《我们无法猜出的谜——狄金森选集》,收录诗71首、书信58封,书信中也包含若干诗作。但这次出版的《狄金森诗选》收录诗600首,占她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是一个颇有分量的译本。每首译诗旁标有约翰逊所编全集中的序号,并参考国外某些学者的编选方法,分为人生、自然、爱情、永恒等七类。据译者称,这600首诗包含了“诺顿”等几种国外著名的文选、诗选中收录的全部篇目。
在蒲隆之前,江枫对狄金森诗的系统翻译有不可替代的开创之功。其实,狄金森这个人名的翻译,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在1981年的《诗刊》杂志上开始确立的。江枫从1979年开始翻译狄金森的诗,1984年出版《狄金森诗选》,收诗216首,后来出版过多种修订、增订本。1997年的《狄金森名诗精选》增订本收录诗246首。根据刘守兰的统计,在江枫之后,有过多位译者或多或少地翻译过狄金森诗,如张芸、关天晞、吴钧陶、吴起仞、木宇、孙亮、王晋华、余光中、飞白、屠岸、黄杲炘等。蒲隆在这些译者的翻译成就基础上重新翻译,既有他可资利用的便利,也有他面对挑战的压力。
我为美而死,对坟墓(449)(江枫译)
我为美而死,对坟墓
几乎还不适应
一个殉真理的烈士
就成了我的近邻——
他轻声问我“为什么倒下”?
我回答他:“为了美”——
他说:“我为真理,真与美——
是一体,我们是兄弟”——
就这样,像亲人,黑夜相逢——
我们隔着房间谈心——
直到苍苔长上我们的嘴唇——
覆盖掉,我们的姓名——
原诗采用诗人常用的抑扬格四三音步交替的歌谣体,偶数行押韵,每节一韵。江枫的译诗理解准确、用语精到,实属上乘之作。在形式方面,译者虽未采用“以顿代步”的译法,但做到了诗行错落有致,奇数行较长,偶数行较短,基本上传达了原诗的节奏。在蒲隆的译诗中,最后一节中间两行是这样的:“我们隔墙侃侃而谈”、“直到青苔蔓延到唇际”,译者可能参考过余光中或黄杲炘的译本,似乎用词更为生动,在意象上略胜一筹。
历史上的诗人,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他们都有其各自不同的风格。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每一位诗人,究竟凭什么区别于其他诗人而独立不群?因为风格,而风格包括诸多因素。有些诗人的某些风格因素在翻译中是不能丢失的,而有些则可以稍微丢失一点。如果译者无法分辨这些差异,翻译过来的作品就会索然无味,千人一面。译者要考虑到这些特点,在译诗中尽可能表现其最主要的风格因素,兼及其它因素。但是我们的翻译家毕竟不同于诗人、作家,往往因主客观因素,只能得其大要,而非全部。
那么,狄金森的主要风格是什么呢?每个人可能会有略微不同的体会。我的感觉是:使用精巧的文字,表达奇妙的思想。狄金森的语言并不华丽,格律也不十分严格,而且经常使用近似韵,但她往往能将生活中很少为人注意的一个逻辑关系,通过短小而机巧的文字表现出来,造成惊喜的效果。这有点像玄学派诗,但在诗的形式上、思想上却更接近现代。我觉得要译她的诗,如果能译出那份机智,就算基本上表现了她的风格。蒲隆的译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把握。
由于我无法驻足把死神等候(712)(蒲隆译)
由于我无法驻足把死神等候——
他便好心停车把我接上——
车上载的只有我们俩——
还有永生与我们同往。
我们驾车款款而行——
他也知道无须匆忙
为了报答他的礼貌,
我把劳逸搁置一旁——
我们经过学校,学生娃娃
围成一圈——争短斗长——
我们经过庄稼瞻望的田野——
我们经过沉没的夕阳——
或者不如说——夕阳经过我们身旁——
露珠儿颤悠悠阴冷冰凉——
只因我长袍薄似蝉衣——
我的披肩也跟薄纱一样——
我们停在一座房舍前
它好似土包隆起在地上——
屋顶几乎模糊难辨——
檐口——也隐没在地中央——
自那时起——已过了几个世纪——
然而感觉起来还不到一日时光
马头朝着永恒之路
这也是我最初的猜想——
译诗的倒数第二节第二行,原文不过是A Swelling of the Ground,译诗略加增饰,通过“土包”、“隆起”等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暗示了坟墓的形象。这一节,我觉得在我见过的几个译本中,蒲隆译得最为精彩。另外,在第二节中,译诗将分属于两行的文字进行重新安排、适当调配,将原诗中两个较长的短语合并为一个词语“劳逸”,译得轻巧而不费力。
另外,蒲隆这首译诗,行尾基本上都是四五个字、两个顿,这是很少几位译诗家会注意到的节奏技巧。一般来说,一首诗的行尾,尤其是偶数行的行尾,使用双音词与使用单音词或三音词,会产生不同的节奏效果。这首译诗的行尾基本上都使用双音词,其中有个别几行是以三音词结尾的,即“只有我们俩”、“一座房舍前”、“隐没在地中央”,因此呈现出不同的节奏类型,但是除“隐没在地中央”以外,它们都出现在单数行尾,反倒增添了一些变化的趣味。
可这首译诗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一韵到底,虽然读起来颇有一些悠扬的韵律感,但毕竟与原诗的格律不同。另外,如果采用早已由卞之琳等译诗前辈实践并完善了的“以顿代步”的译法,则可以将狄金森的诗歌节奏更有效地表现出来。
蒲隆是一位勤奋的译者,三十多年来译著等身,他的整体翻译风格是严谨的、准确的。可能狄金森的有些诗确实不太容易翻译,这本诗选中的翻译水平并不整齐,有些诗译得还不够圆浑,太拘泥于原文。据蒲隆在译序中称,从1995年到2003年,他用了数年时间完成了《狄金森全集》的翻译,包括她的书信。这本诗选的字数约为9万,诗全集应该有27万字。基于这位诗人作品的数量和难度,要使集中所有译诗都保持同一个高度,即使是同一位译者也很难做到。
诗的翻译是十分精细的一桩活,一首诗的翻译往往需要反复琢磨、推敲才能定稿。这几年在文学翻译方面,谈神韵的很多,谈格律的较少;谈文采的很多,谈准确的较少;谈创新的很多,谈传承的较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一辈诗歌翻译家枯木逢春,译出一大批作品,加上一些旧籍新刊,使上海译文出版社成为当时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主力出版机构之一。二十多年来,诗歌翻译新作的出版逐渐减少,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很难找到适当的青年译者,于是翻译不合格的就宁可不出,这或许是明智之举。这次《狄金森诗选》的问世是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以专业眼光重新审视译诗的现状之后做出的一次可贵的尝试。希望它能给译诗作品的出版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文发表于201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