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考论

（文字考释部分，载于《中文自学指导》2008年第6期）

作者：黄福海

文字校勘是阅读、欣赏和研究古典文学的前提。古人云：书不校勘，不如不读。《孔雀东南飞》版本较多，某些词义又存在古今差异，必须首先从释义上进行疏理。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校本，集诸本之长，校勘精善，笔者的考辨即以此为依据，但诗题仍用通行的《孔雀东南飞》；“新妇初来时”以下二句逯钦立认为“后人所妄增”，而闻一多认为即使删去二句，“仍嫌语意突兀”。今据通行本增入，以求其全。全诗共计357行，本文各条释义旁所标的行数以此为准，特予说明。

（一）“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行1-2）。这两行一般作为民歌中起兴的典型例子。闻一多在《乐府诗笺》中说：“《艳歌何尝行》曰：‘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又曰：‘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颜！’魏文帝《临高台》曰：‘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有开，欲负之，毛羽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伪苏武诗曰：‘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襄阳乐》曰：‘黄鹄参天飞，中道郁徘徊。’以上大旨皆言夫妇离别之苦，本篇‘母题’与之同类，故亦借以起兴，惟易‘鹄’为‘孔雀’耳。”^[10](p.130)这种推测是可信的。传苏武诗：“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黄鹄”，《初学记》作“黄鹤”。“鹄”、“白鹄”、“黄鹄”、“黄鹤”、“孔雀”，其实都是同一个母题。

从“白鹄”到“孔雀”形象的转化，最早由陈祚明提出，胡适又加以发挥，后来古直和王运熙等都表示反对。古直说“白鹄孔雀，鸟不同科，字音固不相通，字形亦不相近，如何讹法？”^[11](p.274)要辨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辨清这里的孔雀指什么。笔者从小诵读《孔雀东南飞》时就在想：孔雀怎么可能飞得那么高远？孔雀属雉科，善走而不能久飞。杨孝元《交州异物志》：“孔雀，人拍其尾则舞。”可见孔雀基本上是观赏鸟。在汉代，孔雀在中土极为稀见，都是外人献来的，因此只有皇室才能赏玩。司马相如《长门赋》：“孔雀集而相存兮，兹猨啸而长吟。翡翠胁翼而来萃兮，鸾凤翔而北南。”枚乘《七发》：“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辇道邪交，黄池纡曲。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鵷鶵鵁鶄，翠鬣紫缨。”《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孔鸟，孔雀也。当时的孔雀与各种水鸟杂处，虽然人们视其为一种珍禽，但仍然作为一种世间的鸟。由于战乱等各种原因，赏玩之物已属于奢侈品，人们无暇顾及，到汉末时，孔雀在中土已开始绝迹。杨修《孔雀赋》云：“其初至也，甚见奇伟，而今行者莫眂。”杨修在赋中称孔雀“同号称于火精。寓鹑虚以挺体，含正阳之淑灵”，描绘它“龟背而鸾颈”，飞起来时“徐轩翥以俯仰，动止步而有程”。魏钟会《孔雀赋》云：“有炎方之伟鸟，感灵和而来仪。禀丽精以挺质，生丹穴之南垂”，飞起来时“或舒翼轩峙，奋迅洪姿，或蹀足踟蹰，鸣啸郁咿”。虽然钟会的文字还比较写实，但两者都开始有点把它神化了。因为少见，加上文人的鼓动，后来孔雀的形象发生了质变。可能受到佛道思想的共同影响，传西汉刘向《列仙传》即称“萧史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孔雀代替神话中的凤的角色进入吹箫引凤的故事。可以确定地说，到东晋葛洪编撰《神仙传》时，孔雀已经和代表祥瑞的鹄鹤等同起来，变成一种善于高飞的神鸟了。《山海经广注》引《南越志》称孔雀“不必疋合，以音影相接有孕”，段成式《酉阳杂俎》依佛经所言，称“孔雀因雷声而孕”，可见其被神化的轨迹。孔雀与鹄鹤原非同科，但在文学形象的演变中成为同科，云何不可？

孔雀从雉到凤的演变过程，如上所述，但从现有材料来看，这个神化过程的完成，最早也要到三国后期，甚至两晋，所以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即原诗的首句类似于“白鹄东南飞”，经后人窜易成“孔雀东南飞”。

《乐府诗集》卷二十六：“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就是引子，是前人的原有诗句，后人在创作时作为引子，使人明白该作品与前人作品之间的某种关联，这是汉代乐府诗创作的常用手法。但凡面向普通大众的文艺形式，都有严格而繁复的套路，目的是让普通观众或听众易于接受和理解。因此，创作者一般只能在套路中求创新，纯属创新的作品极少。“螺丝壳里做道场”拿道场这类公共活动来比喻在规矩里做文章，可能不是偶然的。笔者推测，当时的创作者与表演者关系十分密切，有时创作者甚至就是表演者。由于那些套路已为表演者所熟知，他们在表演时所依据的脚本往往只记录不同于套路的那部分，而对创作者和表演者都熟知的部分往往从略。本诗引子“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原来可能不只两行，而是一段，创作者或乐府歌者在脚本中只提示首尾两行，略去其它^[12](p.114)，这种推测是可信的。乐府诗在曹魏时大多是披于管弦的，但从曹植、陆机开始逐渐与音乐脱离，只以文字形式流传。后人只见脚本，不见全豹，因此其余的诗句就逐渐残缺或流失了。

（二）槌床便大怒（行50）。床作为卧具，春秋时期就有文字记载。《诗经》中有“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豳风·七月》），“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小雅·斯干》）等诗句。《广韵》释“床”：箦也。《礼记·檀弓上》中有曾子卧病在床，童子易箦的故事，箦就是床席。另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床”：安身之坐者。东汉刘熙《释名》释“床”：人所坐卧曰床。三国魏张揖《广雅》释“床”：栖谓之床。这说明汉代的床也可以是坐具。床与枰、榻、席等均为家具，床一般为木制，也有石制的。望都2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1.59米、宽1.00米、高0.18米，差可容一人卧息^[13](p.251)。在河北满城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有一套帐构，经过复原，帐长约2.5米，宽约1.5米，其下正好容一张大床^[14](p.50)。但民间的床一般形制较小，有些仅供独坐，不能睡卧。因此汉代的床，大小不同，兼有坐卧两种功用。魏晋以后有一种“胡床”，其实就是如今的马扎，可以垂下双脚而坐。扬之水在《家具发展中若干细节的考证》一文中指出，唐代出现高型家具后，凡是上有面板、下有足撑者，不论置物、坐人或睡卧，都可以叫“床”^[15](p.294)，所以容易与卧具的床产生混淆。

本诗中“床”字共出现三次，是卧具还是坐具，应作具体分析。“槌床便大怒”（行50），仲卿上堂拜见母亲，可以是清早、日间或晚间，所以这里的床可以兼指卧具和坐具，但即使是坐具，也应至少够一人盘腿而坐，否则是无法用手槌（即捶击）的；“小姑始扶床”（行118），婴幼儿学步时倚着某个较大较重的物体学步，以免摔倒，这里的床可以兼指卧具和坐具；“媒人下床去”（行225），媒人是客人，这里的床应是坐具，而且谓词“下”也暗示了那个床不是小型坐具。当时的床，可能在功能上就像如今北方的炕，盘腿可以坐，躺下可以睡，可以自用，也可以延客。

（三）红罗複斗帐，四角垂香囊（行81-82）。“複”通“覆”。覆斗帐，或称斗帐，形似倒置的斗。《释名》释“床帐”：“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在洛阳涧河西岸的大型砖室墓里发掘了一组铁质帐构，有铭文“正始八年八月”等字，属于三国时的制品。经过复原，帐的顶部应有一个与四根垂柱形成109度的微微突起的尖顶，是一个带有四角攒尖顶的斗帐^{[14](pp.48-49)}。另外有一种平顶小帐，可能类似于“承尘”。承尘是一种用于防尘、平张于床上的小幕，因为顶部是平的，又称“平帐”。孙机认为，平帐可能就是斗帐。汉斗皆为平底，覆斗之状正与平帐相近^[13](p.263)。事实上，根据目前发现的汉代帐构复原的帐，都是顶部尖起的，在汉代的考古材料中，尚未发现这种顶部呈平面的斗帐的实例。2003年在太原北齐徐显秀墓中发现带有“覆斗帐”的坐床的壁画（《文物》2003年10期）。从壁画上看，帐的顶部有一复层，四边略微向内聚拢，顶部为平面，四周饰有彩色条纹。这种覆斗帐，比攒尖顶帐和幄帐的技术要求更高，它的形制更接近于本诗所说的覆斗帐。但由于没有汉代的实例，“红罗複斗帐”一句是否为汉魏的原文，还有疑问。

幄帐上部四角或垂有羽葆流苏等物，在汉代已见端倪。《汉书·西域传·赞》：“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璧。”甲帐上的珠璧，估计应悬于帐角^[13](p.263)。根据《邺中记》，十六国后赵的国君石虎（公元295-349年）穷极奢侈，御床上的帐“四面上十二香囊”，说明至迟在东晋永和年间有帐角挂香囊的现象，但在民间可能绝少。而且在两晋，帐的使用体现出森严的等级制度。据《太平览御》卷699引《晋令》，晋朝明令规定锦帐为禁物，后来还规定，低级官吏不得设绛帐，有些甚至不得施帐。南北朝时依然如此^[14](p.50)。这反证了在三国至晋初，民间的帐上的装饰可能已趋于华丽，而晋初直至南北朝都比较简朴。诗中借一个小吏新妇之口，盛赞自己帐饰的华美，证明“四角垂香囊”一句很可能出现在汉末至三国时期，而不会出现在两晋南北朝。

（四）腰若流纨素（行97）。北大本列举陈祚明、张玉穀、余冠英诸说，认为古代诗赋常用“腰如束素”、“腰如约素”等语句来描写女子，此言刘氏以纨素束腰，光彩动荡，非常纤丽^[16](p.548)，此说有待商榷。古代诗赋里的“腰如束素”等是说腰“像束着素的样子”，此处是说腰“像（纨）素”一样，前者的“素”只是喻体的一部分，而后者的“素”即是喻体本身（以“流”为“素”的修饰语，即“腰如流素”，而“流素”是指在水中流动或飘动的素），两者不属于同一类比喻；而且“腰如流素”似乎是形容腰的轻柔灵动，而“腰如束素”则比喻腰细。总之，以前诸说都嫌牵强。笔者认为，这里前后数行“足下”与“头上”、“腰若”与“耳著”、“指如”与“口如”，基本上是对仗句式，“若”与“著”相对，似乎以释为动词为宜。据杨树达《词诠》，“若”可释为“择”，但经籍中仅此一例^[17](p.247)，而且在本句中也欠通，因此难以遽断。笔者提出另一种可能：南朝宋沈约等永明体作家提出“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相对两行的声韵或用字不得重复，其影响极为深远，但汉魏古诗，尤其是乐府民歌，原本是并不回避用字重复的。“指如”与“口如”两行“如”字不避重复，而“若”与“著”既为对仗，又字形相近，是否可能是传抄中的讹误呢？

（五）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行101-2）。这两行诸本均在“新妇起严妆”（行94）之后，今移置于此。郭锡良在《〈孔雀东南飞〉的一处错简》一文中指出，“事事四五通”，与所列举各事在文理上欠通，新妇应最后穿裙，并总说一句“事事四五通”。按原来的顺序，前后几行的韵脚比较乱，经调整后，按上古音，前六行押阳韵（妆、光、珰），中间两行是元文通押（郭文称押元韵）（根、丹），再后四行押东韵（通、双）^[18](p.529)。立论持之有故，分析鞭辟入里，理应遵从。这一错简说明，诗行的颠倒可能在晋以后，因为当时人已不熟悉上古音，或以为古韵可以无限通押，所以致错。一般认为，两汉用韵与《诗经》相近，魏晋宋用韵与《切韵》相近，是上古音向中古音的过渡时期，而汉末魏初是上古音与中古音的转捩点，这时仍保留着上古音的遗存。从这几行诗经调整后的情况来看，依然保留着上古音的遗存，说明这几行诗的创作年代应在汉魏时期，但根、丹两韵似可存疑，因为两行互押，在本诗中较为少见。

（六）阿母大拊掌（行154）。“拊掌”诸本多释为“拍掌”。拍掌多指两掌相击，一般是高兴而不是惊讶的动作。古诗文中的“拊掌”似乎都表示笑乐，只有《孔雀东南飞》中是表示惊讶。如果确实如此，该词释为两掌相击就很有疑问。拊，拍也，从字面看，“拊掌”应仅指用手掌拍击某物，未必是两掌相击。从常理推断，一般人（尤其是老年人）在惊讶时会拍击大腿，那么这里的“拊掌”是否即指“拊髀”呢？

（七）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行190-1）。这两行与以下数行，诸本解释不一。一般解释为县令遣县丞来做媒，是因为前面有“县令遣媒来”一段，以县令之子说媒不成，再以太守之子来说媒，所以“遣”的主语似乎应是县令，但此句“媒人去数日”的主语明明是“媒人”。媒人遣县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何况为县令之子说媒的媒人，地位不可能比为太守之子说媒的媒人地位更高。再者，“请还”两字，一般解释为请于太守而还于县中，当中省略了“太守”，但这种解释有点牵强，因为句中毕竟还没有出现“太守”的字样。此处疑有脱误，脱误在两行之间，其大致意思应该是：此事得闻于太守；太守有意向刘家求婚。

（八）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行194-7）这四行诸本标点符号多有不同，说明各家在理解上的差异。太守家想与刘家通婚，是“给刘家面子”，必须派一个官来安排才显得体面，太守府中的主簿便是安排这件事的人。但主簿也毕竟是个不小的官，下面仍须有个县丞做媒人才对，所以，到刘家传话的只是一个媒人而已。从“有第五郎”到“故遣来贵门”（行192-9）都是媒人的话。“丞”是县丞的自称。“主簿通语言”以下（行195-9）是媒人在自己的话中转引主簿的话，是引语套引语。此句结构关系应该是“通语+言”，而不是“通+语言”，“言”字表示引述。“直”，但、仅也，“直说”，今言“只消说”。译成白话是：“太守派我这个县丞来做媒人，但在我上面还有太守府中的主簿专管此事（可见十分重视）。主簿跟我说过：县丞啊，你去跟刘家提个亲，只需要跟刘家的人说，太守家有个好郎君，刘家没有不同意的道理的。”“主簿通语言”云云，是县丞借主簿的势力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直说”两字，生动地刻画了主簿的傲慢，也从侧面反映出媒人被人差遣时的得意之情。

（九）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行201-2）。这两行诸本均在“寻遣丞请还”（行191）之后，今移置于此。纪容指出“说有”与下句“云有”重复，疑有脱误。笔者认为，两行当在“阿母谢媒人”之后，即刘母见县丞来说媒，提议另有兰家之女（或如徐复所说，是对别人家女儿的泛称^[5](p.319)）地位更高，更适合太守之子。刘母提议另有一位“兰家女”，符合刘母的性格及其当时的处境，因为早在县令来说媒时，刘母就已谢绝，此处以“兰家女”为由，相当于对她此前“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行186-7）一句的补充。闻一多曾提及他的朋友许骏斋（维遹）先有此说^[10](p.135)，可惜后来注家均未留意。

（十）其住欲何云（行214）。“住”字诸本多作“往”，今本亦无详细解释。此处当作“住”。“其”为假设连词，犹云“如果”。“云”为助词，无义，常与疑问词或否定词连用，如“曷云”（或“何云”）、“谁云”、“未云”，有时说“云何”、“云谁”等。整句犹言“如果你这样住着不走，你想怎么样呢？”黄节指出兰芝兄“不愿其妹居家分食”（据徐复引）是有见地的。徐复也指出“住”有“不去”的意思^[5](p.326)，正符合诗的语境，理应遵从。

（十一）杂彩三百匹，交用市鲑珍（行248-9）。“交用”诸本多作“交广”。“交广”应指交州和广州，代指极远的地方。逯钦立认为，此处当作“交用”，钱与杂彩皆是货币，故下言交用也。作“广”者，后人不谙币制故妄改^[9](p.286)。逯钦立的解释较为允当。“杂彩”和“交广”都作“市”的状语，修饰语过于密集，总嫌不通，而“交用”作“杂彩”的被动式谓语，更符合一般的语言习惯。前文极言其下属效力之勤，也符合诗的语境，理应遵从。按唐诗句法，语义的表述往往在本行或两行之内就大致完成。六朝叙事诗，经常有连属数行而先后牵制的句法，其语义的表述未必都在两行之内完成。如《木兰辞》“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该行之后，一般注家都标以句号。问题是，既然没什么思没什么忆的，那为什么还要叹息呢？其实，这两句并没有讲完，而应与后数行（“昨夜见军帖”云云）联系起来一并解释，后数行类似于虚拟条件句。即：若不是“昨夜见军帖”云云，则木兰本无所思，本无所忆。这两行也同样，当与前两行（“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联系起来解释，“赍钱”和“杂彩”都是“交用”的宾语。

（十二）因求假暂归（行269）。“暂”字诸本均不注。郭在贻曾引《汉书·李广传》“暂腾而上胡马”，《论衡·四讳》“暂卒见若为不吉”，《论衡·讲瑞》“非卒见暂闻而辄名之为圣”，以及《说文》穴部“突”字的释义“犬从穴中暂出”等例句，指出“暂”是猝然之意^[19](p.186)，在这里表现了仲卿当时十分焦急，立即向官府告假归来的情境，颇为生动。“暂”的这个意思，在六朝诗文中常见，如陶渊明“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但陶诗中也有作暂时解的，如“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杂诗四首》二），在本诗中也有“卿但暂还家”、“且暂还家去”（行61；行134）句，应区别对待。作猝然解时应加注，作暂时解时可不注。唐诗中如白居易“如听仙乐耳暂明”，“暂”也应作猝然解，注家多未注。

（十三）新妇识马声，知是故人来。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行272-5）。这四行诸本次序均为“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但在逻辑上有矛盾。兰芝既已“识马声”，而且“相逢迎”，为何到“遥相望”时才“知是故人来”呢？按理应该是：因“识马声”而“知是故人来”，然后“相逢迎”才对。在用韵方面，这四行加上前后各两行，共八行，“知是故人来”与前一行“摧藏马悲哀”（行271）相押，“怅然遥相望”隔行与以下“嗟叹使心伤”（行277）相押，在韵脚上相当完美。“望”和“伤”都属阳韵，“哀”和“来”略为复杂，必须引进再前面的两行“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行268-9），即“归”、“哀”、“来”三个字押韵。依据上古音，“归”与“哀”都属微部，这说明汉魏诗韵还保留着上古音的遗存；同时，依据中古音，“哀”和“来”都属咍部，这说明汉魏诗韵已透露出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

（十四）偏义、兼训与互文。偏义词在古汉语中属于常见，但有些不太明显，容易导致理解上的偏差。本诗中“公姥”（行21、71、121）共出现三次（此外还有第281行的“父母”和第282行的“弟兄”），都是偏义词，只有“姥”（及“母”和“兄”）的意思。“进止”（行72）是偏义词，今言“举止”，虽有“止”（不做）的意思，但联系前文“敢自专”三字，其义偏向于“进”（做）。“进退”（行153）是偏义词，只有“进”的意思，这里指上堂进见长辈，“进退无颜仪”即是说没有脸面去上堂拜见母亲。“牛马嘶”（行332）中的“牛马”也是偏义词，单指马。牛一般不用“嘶”来形容。

“不迎而自归”（行163）。细想当时的情境，刘母的惊讶究竟是在于“刘家没有接，兰芝就回来了”，还是“焦家没有送，兰芝就回来了”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者，因为女儿出嫁时理应有娘家人陪伴着过去，但新妇有事回娘家，理应有丈夫或婆家人陪伴着回来。在本诗的情境中，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强调婆家人可以不送，而娘家人必须去接。这里的“迎”字应兼训“送”字，即由娘家和婆家一起接送回来。钱锺书所谓“语出双关，文蕴两意”者是也。这里是指没有婆家人送，也没有娘家人接。

“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行262-3）。这两行粗看起来没有疑问，但仔细想想，一般人都是右手而不是左手用刀尺（左撇子反是），虽然也有因特殊情况偶尔兼用左手的。即使是这样，一般刀和尺都是分开用的，无论哪只手，不会同时使用刀和尺。其实这是诗歌语言的一个特点。这里的意思是左手和右手一起操作，一会儿用刀，一会儿用尺，一会又执绫、执罗，是互文足义。“东西植松柏”（行346-9）等四行，未必指在种植树木时，东西和左右分得很清。同样，枝叶两行也是互文足义，指枝叶互相覆盖并且相通。

《孔雀东南飞》是汉代的叙事作品，推定《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年代，有助于对汉代及其后诗歌进行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较为流行的“中国叙事文学一向落后”的说法，有一定的纠偏作用。在语言上对该诗进行疏理，对于语文教学和文学欣赏，甚至翻译传播中国文化，都是必要的准备。本文只是汉代诗歌研究的一个方面。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从前辈的著作中获益良多。学无止境，笔者自知谫陋，在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9]逯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C].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闻一多全集·乐府诗笺[C]. 上海：上海书店，据开明书店1948年版影印.

[11]王运熙. 乐府诗述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2]徐仁甫. 古诗别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3]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杨泓. 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5]扬之水. 家具发展中若干细节的考证[A]. 故宫学刊（2005年总第二辑）[J]. 北京：故宫博物院，2005.

[16]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C]. 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杨树达. 词诠[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8]郭锡良. 汉语史论集[C]. 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19]郭在贻. 训诂丛稿[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