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为何总开不对药方
 
   日前，国家卫计委下发“二、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标准”征求意见稿，拟在医院“服务质量”一节规定：三级医院住院患者死亡率0.8%，住院手术死亡率1.4‰。部分民众由此质疑新规可能导向医院拒收危重病人，甚至对死亡数据造假（新京报7月28日报道）。
   三级医院住院患者死亡率0.8%，住院手术死亡率1.4‰，从字面上理解，这完全是在倒逼各级医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减少患者死亡发生率，是出于为患者考虑的举措。然而患者反而会产生医院拒收危重病人之类的担忧。尽管卫计委已经解释说，这一标准来自于对二、三级医院基线调查获得的客观情况、行业平均水平的实际表述，并非强制而是参考性标准。
   这一说法从逻辑和常理上而言可谓完全站得住脚，但医院和民众对此都不领情，这或许并非是吐槽于单个政策本身的合理性，而是来自于对以往众多类似政策现实执行性与设计初衷严重脱节的不满。
   曾记得否，卫计委以及其前身的卫生部，曾经多次就医疗服务规范出台相关规定。包括要求医生拒收红包的医德规定，叫停医生走穴的自律规定。然而经过这些年来的实践，其政策实施效果恐怕离当初期望相去甚远。医生收受红包现象没有得到有效禁止，否则也不会继续出现对医生拒收红包的重复性强调。医生走穴现象则因为其徘徊于是与非界限模糊，而无法得以明晰定性。比如深圳曾经尝试医生自由执业的改革试点，虽然是为了更好地盘活医疗资源，让有才能的医师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然而这一规定本身与禁止医生走穴的行政规定之间却出现了矛盾，同时受限于公立医院僵化的人事制度,因此最终走向夭折。
   这恰恰说明，卫计委以及前卫生部作为主管部门的行政管制思维，与日趋开放多元的医疗服务市场之间发生了错位。主管部门不能再一厢情愿地包办医疗领域的所有事务及发展，尤其是不能用错上加错的方式来应对医疗矛盾。医生收受红包，归根结底在于医疗供需失衡，尤其是公办医院的医生收入来源受限于以药养医和灰色收入，不能用体现其专业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来变现。而医生自由执业的改革指向，就是通过对已经滞后于时代发展的医疗人力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医生的自由流动与充分竞争，让市场为医生定价，让患者心甘情愿地为优质医疗服务买单，从而改善医患关系，最终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以药养医、医生开大处方收受红包的畸形模式。
   然而，卫计委没有对以上医疗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症下药，开对治本性药方，而是沉醉于治一些表面症状的外科式手术，于是“禁止医生收红包”、“不准医生走穴”、“禁止大处方”等举措，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市场效应，反而因为压抑了制度释放管道，造成更多的问题转入地下化。
   卫计委必须明白，不对旧体制动刀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改革推动。新医改的方向不单单是让医院成为被改革对象，行政职能部门同样也应“革自己的命”，尤其是厘清政府、医院和社会三者之间各自要承担的改革责任与权利。包括国家财政增加，从而弥补医疗公共投入长期不足的历史欠账，公立医院医生打破铁饭碗，全面迎接让患者说了算的服务定价，而不是像现在，开一些死亡率指标之类的无效药方。
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