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答谢民师推官书》看苏轼的文学艺术理念

    苏轼是众所周知的北宋著名文学家、豪放派词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谢民师何许人也？这恐怕知之不多。谢民师，名举廉，北宋进士，江西新淦县溧江凰山村人也，是苏轼的粉丝，十分仰慕苏轼的人品和才华，曾在在广东任推官。

    一个是广为人知，一个是鲜有耳闻，然而他们之间却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宋哲宗元祐九年，苏轼因政见不合被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始被召北归，途经广州时，谢民师以诗文求教，二人相处甚洽，时有书信往来，相互问候，共商诗文。《答谢民师推官书》就是这期间苏轼写给谢民师的一封信。

    近日读罢苏轼《答谢民师推官书》一文，从中可以领悟苏轼对文学艺术理念的独到见解。

    其一，苏轼注意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苏轼在《答谢名民师推官书》中赞扬谢民师文章“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就是突显了写文章要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本质，起止得当，文理自然，姿态富于变化，这些就是苏轼所欣赏的文风。

    其二，苏轼对文学的艺术性是相当重视的，文辞不仅要能准确表达意思、思想，而且还应该讲求文辞的艺术性、文学性。苏轼在《答谢名民师推官书》中引用了孔子的名言来阐述“辞达”论并进一步发挥。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语言如果没有文采，传播不会很远。又曰：“辞达而已矣。”文辞能够达意就可以了。

    然而苏轼在《答谢名民师推官书》中进一步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既然说能达意就够了，就怀疑好像不用讲究文采，这是很不对的。探求事物的奥妙，就像系风捕影，能够在心里清楚地了解所写事物的人，大概千万人中遇不到一个，何况能够口说和手写都表达得清楚明白的人呢？这就是所说的辞达。

    苏轼说，真能达意的文辞，必须研究描写对象的奥妙，象系风捕影一样，把握稍纵即逝的现象，然后“了然于心”；这就不只是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认识到它们内在的本质规律，不仅熟知形态，而且掌握神韵。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还必须把“了然于心”的事物进而“了然于口和手”，这才是达到了语言艺术最高造诣。

    其三，苏轼批评了扬雄的“雕虫篆刻”，主张自然奔放，反对雕琢文辞。苏轼认为扬雄的赋“好为艰深之辞”，“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意思是说扬雄一生雕琢字句只变更了写赋的音节，便称之为“经”，这样可以吗？

    而对屈原、贾谊则高度赞扬，不能够因为他们的作品像赋而说成是雕虫小技。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意思就是说，屈原作《离骚》，是《风》《雅》的再次衍变，即使与日月争光也是可以的。

    “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意思就是说，假使能让贾谊见孔子，（孔子会评论贾谊的道德学问）“升堂”有余（可以“入室”）了。

    苏轼认为贾谊若是生活在孔子那个时代，他是有资格做孔门的入室弟子的；而屈原的高度则是可与日月争辉。从苏轼欣赏屈原和贾谊来看，他是非常看重文章的文采的。

    最后，苏轼十分赞同欧阳修的观点，并引用他的原话进一步阐述文章的价值取向，作为文学艺术理念。

    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文章就像精金美玉，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价格，不是什么人用嘴巴能够定贵贱的。

    文章的价值在于文章本身，不因褒扬而升值，也不因抨击而贬值，不必在意某些人的不同评价，有价值的东西自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金子总会放光的。

    联想到苏轼的一些不朽篇章，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等，这些汪洋恣肆，大气豪放，明白畅达，文采斐然的宏篇佳句，正是苏轼的文学艺术理念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