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文学要坚定不移地关注人，从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入手来描写人，深入采访是报告文学创作成功的基础，深刻思考是报告文学分量的根本，真正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品，无一不是依靠作家个性化的劳动、个人化的创作生产出来的。

日前，山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在山西山阴县举行了一次哲夫创作研讨会。在其创作生涯中，哲夫进行过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剧本等多种类型的创作，他同时也是生态文学的一面旗帜，对其创作历程的探讨，可以获得诸多有益的启示。

文学是人学，作家是人的心灵建筑师。与医学一样，文学是最接近人的学科。医学疗治人的身体，文学抚慰人的情感与心灵。在哲夫看来，文学是生存之学。他的全部创作的出发点或者说原点，皆本于此。哲夫1955年出生，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从1980年代即以生态长篇小说扬名文坛，至今已近30载，其创作生涯更是接近50年。他主要在1980年代发表的小说直接写人的境遇，关注人与生态；1997年转向报告文学创作以后，主要关注生态与人，关注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状况，重在记事、揭示问题和反思探索。如果说，1997年前的哲夫是一位书斋里的作家的话，那么，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走出了书房，深入田野、大地和民间。这次“出走”从整体上改变了他的创作风貌和品格。在他去东北大兴安岭拍摄电视剧时看到森林惨遭破坏的现实后，就毅然决然地作出如此的创作转向的抉择。

我把作家们类似的创作转变称为他们的“中年变法”。——《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等都曾作出过这样的人生转变。而或许是自哲夫肇始，此后有不少当代作家也实行了类似的“中年变法”。譬如，朱晓军，一名大学教授，2006年以一篇《天使在作战》为其赢得莫大名声之后，迅速转向报告文学大道，接连创作了《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让百姓做主》　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以《河床》闻名的小说家陈启文，自2008年初那场罕见冰雪降临，改变了他的创作路数，《南方冰雪报告》《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接连出手，一发而不可收。还有如写《皇粮钟》的小说家秦岭，日前写出长篇报告文学《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女作家薛媛媛写的　《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评论家梁鸿写的《梁庄在中国》　《出梁庄记》，等等，似乎都是“中年变法”的代表。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哲夫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就是小说家或者其他文学体裁作家转向报告文学创作的可能，而且这是一种成功的转向，不仅为自己的创作开辟了新路、新局，也为报告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气象、新生气。

哲夫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坚持目光朝下，脚踏大地的行走与思考。他关注的几乎都是重大的题材和内容。从　《叩问长江》到《黄河苦旅》，从他的代表作“江河三部曲”（长江、黄河、淮河生态报告）到　《世纪之痒———中国生态报告》，再到《执政能力》等。他写的都是重大的生态问题或社会、人的问题。他的创作遵循了百姓立场、百姓视角，本着人文关照，体现了深切的人文情怀。同时，他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是人与自然和平共处，不是人能给自然什么，而始终是自然在给予人什么。因此，他的创作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哲夫的作品很扎实，很具震撼力量。根源就在于他的创作是建立在抵达现场、在场、亲历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注意并坚持了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者独立的写作姿态，这使他与很多的写手、作者区分开来。在一段时间以来有偿写作、高价写作盛行的报告文学领域，能够始终坚持鲜明的主体性创作，尤显难得和可贵。自如是我闻、如是我见出发，尊重、敬畏并且忠于真实和事实真相，他只对真实负责，只描写和表现真实。这，应该成为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家永远秉持的创作伦理和基本准绳。

同时，他的创作的主体性更表现在其独到的思考。在直面诸多生态灾难之时，哲夫的选择是正视它，开掘其背后深层的原因。他的系列作品如《叩问长江》《中国档案》《黄河追踪》《怒语长江》《世纪之痒》等，都从反思的角度切入主题，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这是一些生态问题报告，在书写人的生存环境、环境保护主题的作品中，他更多地注目和描写灾难，色调是黑色或者灰色的以暗色系冷色调为主。正像他自己所言，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写小说他是为中国生态亮黄牌的话，90年代写报告文学，则是在亮红牌。对现实的生态灾难，这个关涉到人类生存与毁灭的重大课题的内容，他更多地采取了干预和批评的态度，努力切中痛处和痒处，目的全在于引起人们警醒，并亟需采取对策。

另外可以看到的是，哲夫的创作视野十分开阔。他是一位写作的多面手，从环保小说、生态系列长篇小说———“黑色浪漫系列”的《黑雪》《毒吻》《天猎》《地猎》到《天欲》《地欲》《人欲》。当他发现小说的力量有限之后，他转向写生态报告文学。他也写过诗歌、电影电视剧本，在《执政能力》里他还尝试了政论体的纪实文学写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哲夫是一位并不安分、不甘守成的作家。他不断在寻求突破自己，突破已有的文学格局和样式，尝试文学创造和创新。

此外，他的知识积累和视野也是多面多样的。他一身兼具作家、记者、思想者、文化学者、生态学者、环保志愿者等多重身份。既有记者的敏锐、作家的丰富情感、环保志愿者对自然的热爱，也有学者的严谨和思想者的深刻。而所有这些素质和能力，正是一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所应该努力追求和具备的。换言之，哲夫这样的追求使其已然具备了一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的品质。

哲夫的创作，是一种多色调的复调叙事。他的调色板是多彩缤纷的。他并不耽于一味地揭示问题，亦不耽于一味地叙事。他说自己写小说是亮黄牌，创作报告文学则是亮红牌，那么，他的政论体纪实《执政能力》或许便是亮绿灯。2010年以来，非虚构创作方兴未艾，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非虚构小说”。其实，哲夫的《执政能力》可以说就是典型的非虚构文本。

 人生归根到底就是一种选择。生或是死，这是个问题，也是一种选择。而人生百年，做什么，将青春和生命献给什么？这，也是一种选择。选择当作家，当什么样的作家？写什么样的题材和作品？以怎样的姿态去写作？这一切，也都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写作是一种手工劳动、思想劳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的事业。尽管我们注意到，近年来组织写作、命题作文或任务写作越来越兴盛，但是，真正优秀的作者，优秀的作品，无一不是依靠作家个性化的劳动、个人化的创作生产出来的。

哲夫正是一直如此秉持并坚守的。选择写作以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便产生了一名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这是作家的自由，但是这种选择却也就决定了作家的品位、文品和人格的高下。高尚的选择可以诞生一位高尚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家。哲夫说，自己写环保文学，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本应拥有的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是，他的这一个人化行为依然与大众的核心利益休戚相连，于是便很自然地被提升到了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具有了崇高的品质。

写作反过来又滋养了作家，促进其思想走向成熟和深邃，促使其表达更加娴熟和老练。好的写作让作家成长。哲夫正是在自己数十年的写作历程中，从环保志愿者逐渐成长为环境中人，环保大使。他的写作，或许本源与出发点是为了救环境、救自己，为了自救，然而，这种写作一旦影响到更多的读者受众，它就不仅仅是一种公益事业，而演变成了一场爱护环境、保护生态的广泛行动。看似个人化的写作由此得到了提升，成为了一种公共写作，具有了大众性、人类性的意义。

在生态文学领域，哲夫已经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功勋作家。因为他有自己能立得住、传得远、留得下的作品。作家如何自立于世？只有用作品，靠作品。作家有三条命。第一重生命是自然状态的生理性的生命，第二重便是其作品的生命。作品比人长寿，作家都活在自己的作品里。优秀的作品，可以让读者记住作家，记住作家的思想、追求和人文品格。作家的第三重生命便是他的高尚人格和精神追求。作家的思想和理想会一直受到读者的尊重与推崇。即如哲夫，他对生态文学的力倡和力行，他在作品中的呼号奔告，他的诗与思，泪与笑，忧与乐，都已凝结在自己的作品中，成为了琥珀成为了结晶，成为了一种永久的存在。

一个作家有多大价值？一个人能走多远？这是由每个个体的潜能与秉性决定的。像哲夫，他从不满足，也不停步，因此他走得很远。他一直走在自己选择的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的路途上，他一路行走一路收获。这，大概也是一种生命的选择，生存的欢喜吧。

祝福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