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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史】

　　□书评人 沈宇

　　1894年7月25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高升号运送中国士兵前往朝鲜，在丰岛附近海面被埋伏的日舰击沉，船上大部分官兵遇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其时中日尚未宣战，而日军突然袭击造成商船高升号沉没引起列强的关注，若处理失当则会演变成国际争端。

　　但由于获救船员的国籍、立场不同，证词各有出入，清廷又过于依赖国际法，结果有理变为无理，主动变为被动，最终反成了英国追讨赔偿的对象，日本则跻身新锐列强。

　　由此，澳大利亚汉学家雪儿简思在其所著《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的后记中感慨：“高升号事件，向我们证明了，这个世界所信奉的是丛林原则，正义、真理乃至舆论总习惯于站在胜利者一边，至今依然。”藉此，《大东亚的沉没》抛出了两个问题：战争的偶然性与历史走向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对于战争这类极端事件来说，国际法的有效性如何？

　　“高升号”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不宣而战还是先宣后战，国际法学界在1907年达成共识并通过了《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禁止没有预先警告而开始敌对行为，且战争状态必须毫不迟疑地通知各中立国。

　　乍看自此之后，“高升号悲剧”似乎不会重演，实则却不以为然。二战当中，破坏“公约”的战争行为屡见不鲜。德日两国发动的闪电战、突袭珍珠港皆属无“预警”状态下发动攻击，而盟军的作为也不见得高明。苏联海军三颗鱼雷击沉德国古斯特洛夫号，致使数万人遇难，而其中大多数为老弱妇孺；美国潜艇在东海海域击沉日军运输船里斯本丸，船上近两千名英军俘虏坠海，仅四百余名获救。

　　海洋的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海洋国际法，沦为一纸空文，究其原因，国际法本身的漏洞倒在其次，而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驱动使然。正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拿中国形象来讽刺本国黑暗政治，其意只为推动本国的政治改革，关注点还是自身的利益，什么服膺中国，不过权且为自己所用罢了。“橘子榨干了，自然要抛却，”腓特烈二世如是说。

　　高升号事件，七百李鸿章所属淮军精锐遇难，相当于此后牙山一役中清军兵力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惨痛结果，不仅导致中日双方在朝军事力量的失衡，更在心理上间接击溃了清军。此后，清军在朝鲜屡战屡败，主将叶志超临阵脱逃还谎称大捷。甲午之成败，与此次突袭，关系重大。

　　高升号事件，日本统一口径污蔑清方先开战，努力挽回其国际形象。清廷却揣摩列强心意，一心希望英、俄等国出面教训日本，殊不知日本将不宣而战的时间故意定在《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却未换文的时刻，此举实际上裹胁了英国。其后，英国被迫选择日本结成更亲近的同盟，日本乘胜追击，在日俄战争中大败俄军，完成了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覆盖。而开启这一连串多米诺反应的嚆矢，即是高升号事件。

　　重新检视历史细节

　　击沉高升号的日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日后成为日本的“战神”，在日俄战争中完败俄军更使他声名显赫，博得“东方纳尔逊”之誉，海权论鼻祖马汉在其《海军战略》中对东乡平八郎大加赞赏，特辟两章专论日俄战争中日、俄舰队的不同表现。

　　马汉认识到各种细节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在《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一书中，他直言：“（细节）影响和制约了全部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看起来经常是混乱地交织在一起，完全没有任何充分的控制力量加以引导。”雪儿简思书中提到的很多事件，拆开来都会是一个大问题，对最后的结果起着各种各样的影响。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济远舰”方伯谦是否临阵脱逃的问题。日后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海军总长的黄钟瑛事后回忆称“击中吉野，歼其首要及员弁以下，死无算”，然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与日本第一游击舰队坪井航三并未伤亡，可见并不可靠。另一流传已久的传言称东乡平八郎在1891年北洋舰队访日期间由发现中国军人在军舰主炮上晾晒衣服得出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结论，更早有陈悦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说考辨》指出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乌龙，而雪儿简思仍称未经证实。总体来说，此书里可商榷的东西很多，作为历史读物翻翻无妨，但要得到确实的信息还需要研究更多的资料。即使从国际法角度来检讨这一史实，早有戚其章2001年出版的专著《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高升号事件已过去百多年，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似乎还停留在要不要造航母的讨论上，而国际法这张遮羞布也依然遮盖在许多战火硝烟的伤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