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  1952年生于台湾，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历史与人类学课程。1994年以来，多次到汶川、北川、理县、茂县、松潘等羌族山寨做田野调查。著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蛮子、汉人与羌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一切不幸都冲着羌族来了

　　新京报：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明珂：很震惊、很悲伤。我没有办法相信，这样的悲剧发生在这群人身上。前几天，我和一个羌族朋友联系，他很激动，说我们羌族人民这次损失了四分之一，他觉得，一切的不幸都是冲着羌族来的，我也感觉非常难过。

　　新京报：地震对于羌族文化最大的破坏是什么？

　　王明珂：生活。如果从这个观念来讲，对于羌族文化最大的破坏不是地震本身，而是地震以后造成的迁村。不要说迁到外面的县，或者外面的省，只要从山上迁到河坝，整个文化都会改变。

　　比如羌族服装。羌族女孩的衣服，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衣服绣得很漂亮，每一条沟，每一个寨子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差别。这种由女孩子的衣服造成的区分，是在这个深山里面生活的必要。你是哪个寨子的，是哪一辈的，用服装区分开来。迁出来之后，三个寨子可能在一起了，他们和外面的人接触也多了，这种差别就会消失。第二，她经常接触外面的人，她就觉得不好意思穿这种很特别的衣服。就有可能和羌族男性一样，穿和外面的人一样的衣服。因为羌族男性经常在外面跑，在这种情形下，这种服装有可能消失。

　　保护和迁移不是对立的

　　新京报：灾难过后，保护羌族文化成了当务之急，在你看来，羌族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王明珂：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范畴：一类是文化遗产，就是说已经过去的和将要过去的，我们要抢救、保存。另外一种是活生生的文化。这种活生生的文化在地震灾害之后，慢慢也会成为过去。比如，山神崇拜、神树林崇拜，如果他们还住在这条沟里，这些文化将继续存在。如果迁出来之后，生活环境变了，那么这些又将变成文化遗产，就必须用其他方式来保护。原则上，我认为，保存一个文化，不能干涉一群人追求更好生活的期望。不能说为了保存原生态，一定要让人家住在茅草房、石头房里。

　　新京报：灾区重建，要保护羌族文化遗产，你有什么建议？

　　王明珂：我觉得，有些寨子如果毁坏不太严重，即使人迁下来了，也要把这些寨子恢复，把它加固，做好，当做一种过去的遗存。原来羌族各个地方的知识分子收集了不少的文物，这都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在整个的抢救与发掘中，应当小心，尽量把它复原起来。据我所知，很多羌族知识分子，甚至个人都很热心本民族的文化，他们手头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困于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没有把它数字化，更不必说出版。

　　新京报：灾后你有重返羌区的计划吗？

　　王明珂：有，我想去看看以前多次去打扰的主人怎么样。茂县、汶川、北川都有。我也在担心清片河和白草河的中上游。我很担心重建之后，白草河这边的寨子很孤立。

　　羌文化遗产的种类

　　新京报：除了前面说过的建筑和服装等物质文化遗产之外，对于羌族人而言，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

　　王明珂：就是释比（汉语叫端公）经文。上坛经和下坛经。羌族知识分子收集了好多年，他们也在做译解。

　　新京报：这些经文的内容主要是什么？

　　王明珂：有的跟天地开辟有关，有些和驱鬼有关。由于羌族没有文字，这些经文都是羌人口口相传，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羌族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找一些老的释比，把这些经文录下来，我手上也有好几盘。

　　新京报：每个寨子都有释比吗？

　　王明珂：过去每个寨子几乎都有自己的释比，后来有些寨子就没有了。有些“法力”强的释比，附近的寨子都会请。大部分释比在上世纪90年代就消失了。有些释比很久没有“作法”，经文也不是很熟了。最完整的是茂县萝卜寨旁边一个寨子的老释比，他在上世纪80年代录下来的，我手上这个录音可能就是这个版本。

　　新京报：在你的印象中，羌族还有哪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王明珂：有好多东西要继续收集，有些东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比如他们有一种“算手卦”，就是在一截一截的手指头上画一些符号来算卦。以前我一个朋友的大哥会，很可惜我当时没有收集起来，不知道他大哥在不在了。

　　在羌族的猎人中间，还有一种“黑山法”。这种“黑山法”是打猎的人做的一种法，一般人觉得这个法不好，会把动物赶尽杀绝。简单地讲，就是打猎者念起一种经文，整个山就变黑了，只有一个地方是亮的。所以獐子等动物会往那边跑。而那边就是猎人设陷阱的地方。但是他们说，只有最糟糕的猎人才会做“黑山法”，用“黑山法”的人会绝子绝孙。我到处听人讲“黑山法”，但是没见到哪个人会。后来在理县听到一个农民念了一小段出来，我再让他念，说我要录音的时候，他就不肯念了。

　　新京报：你收集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传说吧？

　　王明珂：当然。有一个羌族老师跟着我跑了好几年，看着我收集了几百个羌族民间传说和故事。他说，你这样一个个让人讲多麻烦，后来，他一次拿给我厚厚的一叠纸。他说，自己的学生都是从山沟沟里面来的，自己给了两个班级的学生每人发了几张纸，让学生一人写了一个故事给我。

　　羌族受汉藏影响很大

　　新京报：你研读史籍中的羌族文献已经有15年之久，从1994年开始，又做了八九年的田野调查，从文本到亲历，你对羌族及其文化在认识上有什么变化？

　　王明珂：从文本上来看，我们所接受的知识，都使我们对羌族形成了一个很刻板的印象。认为这个民族有共同的文化，类似的生活习俗等等。到了实地之后，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羌族各个地方的习俗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只要靠近西边、北边的羌族，看起来就像藏族，靠近东边、南边，看起来就像汉族。如果从东向西看过去，就像一个由汉到藏的光谱。

　　新京报：这大概也是你把这本书命名为《羌在汉藏之间》的原因，我理解，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羌族居住地汶川、北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处于汉藏之间外，在时间序列上，羌族的历史沿革也受到汉、藏文化的影响。

　　王明珂：对，这造成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现象。

　　新京报：在此之前，我所想像的羌族是，他们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服饰，有自己特有的民俗，有自己特有的生活习性和民间艺术等等，而你告诉我们，羌族各地的情况都不一样，他们也没有统一的民族记忆，这里面的原因何在？

　　王明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羌族是一个很古老的人群。可能在很早之前，就有自己的语言。从语言学上来说，除了四川之外，在云南北部，有一个羌语系人群的分布。像这样很古老、很大的人群，尤其是，羌族是由一个一个小群体组成的，他们相互沟通都很困难。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认同。

　　在历史上，羌语系人群遭到两次大变化的影响。一个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整个东边有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华夏民族形成的时候，他就称西方这些不是华夏的人为羌。华夏形成之后，慢慢往西边扩张。很多原来被称为羌的人，后来被纳入到华夏里面去了。最早是陕西渭水流域被称为羌的民族，在周代变成华夏了。然后就称陇西以西的人为羌。到汉代的时候，陇西以西的人也变成华夏了。就这样，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大半变成了羌。他们讲一些古老的语言，有一些古老的宗教。到公元7世纪以后，另外有一个大的过程在进行。就是吐蕃兴起之后，他把靠近自己的一大半纳入到了自己的里面去了（藏化）。这样，这个古老的人群就越来越缩小。再加上内部的分化，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把这个现象重建起来，对我们了解汉藏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帮助。简单说，汉藏有个共同的边缘，那就是羌族。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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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beijingnews.com 来源:新京报发布时间: 2008-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