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在放开眼界观量、敞开胸怀接纳全球人类智慧的同时，可以从自己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历代圣哲贤人的智慧精髓，包括儒、释、道等中国文化的有益成分。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的思想。2002年李瑞环在英国演讲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的《论语》提出‘理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事哲学和人生理念。”（《和说——和睦相处和谐共进》）。

“和”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预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中国问题》）

在中国古代，理想的主流是政治现实与精神世界调和或合一的。君主追求国泰民安，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士大夫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大同，天下为公，都是现存制度下的憧憬。“和谐”构成了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核心。例如，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代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关于人与人的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关于和谐社会《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但是，中国古代的和谐观，是建立在等级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也是为维护这种等级制度所开出的药方，是一种等级调和的和谐。如果说老子的和谐观还是朴素的自给自足的和谐观的话，那么孔子的和谐观则完全是为了“克己复礼”。所谓礼，就是周朝之礼，它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切都有了等级，君贵民轻，男尊女卑，士农工商，统治者要求每个人都安分守己，于是自己就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来处理这种等级的矛盾呢，孔子用的是中庸之道，是调和。孔子认为这种等级秩序是就是自然法则，自然界是有等级次序的，人类社会师法自然，理所当然也有等级次序。这应当出乎于人的本性，是人的自觉自愿。人怎么能心甘情愿地认同等级制呢，孔子的法宝就是“乐”。因为五音有差异，体现了一种等级的秩序，而可以奏出美妙的音乐，让人陶醉，那么人对乐的感受与对礼的感受是一样的。故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后来的《乐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就是说乐是人内心的修养，而与外在的礼是一致的。如果人有什么情结，也要“发乎情，止乎礼”。因此，当发生矛盾时，人就要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克制欲望。而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则更进一步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连孔子的那点对人性的宽容也没有了。按儒家的思想，人与人有矛盾，大家要谦让，矛盾自然就没有了。将这种思想推及开来，自然就不会有斗争，不会有战争，不会有血腥的屠杀。东西少了大家也不要争，孔融让梨故事，至今人们还是津津乐道。这里，是没有也不需要竞争的。如果说孔子的思想还是要人去爱去敬的话，那么老子则更彻底地希望不要有争斗，干脆“老死不相往来”就算了。关于中国古代这种和谐观，一些西方学者也看到了它与“人权”观念是相对立的。例如Peter K.Y.Woo认为，在中国古代，人们的关系，是个道德问题，“为自己或他人的公正而斗争，是直接与一种自然的、道德的人生态度相对立的。因为这一行为破坏了关于自然和谐的假设，仁慈和谦恭作为处理人类关系的合宜手段，这是和谐理想的逻辑结果”。 

儒家的思想在家庭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最为成功。在一个血缘共同体内，尊老爱幼，夫妻相敬如宾，兄弟和睦，不要互相争夺，这是合理的要求。儒家的思想为中国的家庭稳定起了根本性的作用，确立了中国人家庭至上的观念。中国人以家庭的荣誉、家庭的和睦为个人的最高理想。

（摘自《30年1978－2007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赵海均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