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白待诏翰林时期的思想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器重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一职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即便如此，他在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同时，如前文所说，李白在玄宗身边并未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差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到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一种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袟，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也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后，李白被“散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述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可是，离开长安以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想再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谈何容易，因而，李白对长安翰林的这段经历有了别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充满了值得回忆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中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完全看作是历史的实录，因为李白并不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不可能参与起草诏书的，更不可能被委以政治重任。

但这种夸张出现在李白身上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所理解的李白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描述，对于自己政治才能的自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富夸张与浪漫意味，这也是李白所有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因而，他对于自己在长安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的夸饰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这一段经历以不大愉快的方式结束时，李白为了抬高自己今后进身仕途的身价，为了将这一段经历作为今后继续图谋政治前途的资本与基础而不是绊脚石，必然会对它进行必要的美化与修饰。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大唐中枢的政治神经，是他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这种珍贵的记忆与资本毕竟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有的。

这些回忆描写长安翰林生涯的诗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年多后离开长安，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玄宗的责任，而是宫中奸佞小人的迫害与排挤。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上重之，愈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都所谤，诏令归山。”（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李白《答高山人》）。“君王虽受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总之，就是因为奸臣作祟，离间了他和玄宗，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长安。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似乎并非如此简单。我们退一步来想，如果李白真的具有非常出色的政治才华，即便存在这样的体制性障碍、限制，即便有人陷害排挤李白，难道玄宗就不会给予李白一点点机会？难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白就从来没有一次机会赢得玄宗对自己政治才能的认识吗？换言之，即便李白进入的是翰林院，充当翰林供奉，难道就没有一次机会获得玄宗的赏识，进入翰林学士院，作一个能够实现政治理想的翰林学士？更何况，天宝初年的翰林学士，其政治地位还远远没有到中唐时候那么重要，李白如果行事得当，还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因此，离开长安，李白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为什么呢？范传正《唐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记载：“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逐之”，饮酒或许是文人的一种气质，而在政客身上显然是一个缺点。李白狂放不羁的个性以及对权贵、皇帝的蔑视态度也是从政的大忌。他常把那些权贵作为他讽刺、挖苦、戏弄的对象：“戏万乘如僚友，视俦列如草介”（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李白《流夜郎赠辛贤》）。李白有时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不羁的性格给了其他权贵毁谤他、疏远他与玄宗关系的机会，他又怎么可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呢？作为一个文人，李白极具魅力，作为一个企图在仕途上发展的人，他有的是一腔热情，却缺少实际的政治能力。

长期以来，在对李白政治才能评价的问题上，都存在一种倾向，即主观希望、认为李白肯定具有并能够发挥政治才能。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还李白一个客观的、真实的面目，才能真正地、真切地、真实地去了解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诗人李白。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复杂的生活阅历对诗人而言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政治失败也转化为李白文学创作的重要生活基础，使他的创作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使他对社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如果没有李白的政治悲剧，如果他平步青云做了宰相，中国文学史上就少了一位大诗人，就少了很多精彩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