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群英中学是在1986年的元旦。那是雨后一个晴朗的日子，但天不暖和，地上冻了一层冰。外甥女上午让我骑她的自行车到学校去，我估摸着中午会化冻，一地泥泞，不但弄脏了自行车，到时我也会因为自行车而前行不能后退不得，所以就没有骑车而选择了徒步。外甥女说，“从街上到学校好远的，要走十多里路呢”。我说，“不怕的，你忘了舅舅是喜欢长跑的了？”

我不认识到群英中学的路，只是朝一个大概的方向前行，等我看到群英中学的标致----一排高大的法国梧桐时，已经快到十一点了。

群英中学，是我人生的第二站。我也是一个月前才听说有一个学校叫群英中学的，单纯的一个初级中学，因为没有高中，我从心底里就有些瞧不上，虽然我在幸福中学满打满算只教了两年的高中，却教了五年的初中。

快到学校了，映入眼帘的除了那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就是两排矮矮的教室，在法国梧桐脚下，像大海边的小渔屋，里面住着一群小矮人。脚下，是一片枯黄又有些许绿色的菜地，很难找到走向学校的路。没有办法，只能从菜地里穿过。菜地里有一些没有化冻的地方，那是在稍大一些菜的下面，阳光还没来得及光顾，但那要从菜上踏过。看着冰地里仍然为菜农们放出绿色的菜蔬，是不忍心下脚的。只能从已经化冻的地方走过。如此，几步一走，泥泞就已经漫过鞋帮了。拎起脚，用力一甩，试图将鞋上的泥污甩掉，谁知用力太猛，连鞋子也甩出去老远。幸好学校围墙旁有一个小男生在玩耍，我向他招手，他走过来，我指指远处的鞋子，他捡起来送到我脚边，又折回去找了一根小树枝递到我手中。我很感谢这个小男生，他并不知道我是老师，他只是对任何一个人的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举动。

虽然有小男生的帮助，可三五十米的菜地走下来，仍然像是带着沉重的脚镣来到群英中学，来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姓王，叫王名虎，靠五十岁的样子，一看就是贫苦人家出生。

校长说，“你就是小周？”我点点头。校长又说“教育局介绍了你，说你是个人才，但脾气有点犟，叫我们要顺着点你”。

见我没有说话，校长又说，“今天中午我请你喝酒，简单一点，就在学校食堂，我已经叫厨房准备好了”。

校长室，其实就是一间老旧的教室，在中间一隔两半，前半边算是校长办公室，后半边搁一张木床，一般中午校长都在学校吃饭，然后就在后半边休息。

出得校长室向东走三十米，转弯再向南走四十米，是前面的一排教室，教室的东南角落有三间老式的七架梁房子，就是群英中学的厨房了。厨房里面很空旷，一口水缸，一口米缸，三口锅的大灶台，一张十分简陋的八仙桌。这只用去了两间，最东面的一间前后隔开，前面是一体育老师的宿舍，后面是两个烧饭师傅的宿舍兼仓库，只是他们俩合一张床，谁要是值个什么班了，谁就睡在这儿。

王校长是隔天就叫厨房准备了几个菜的，两个教导主任，一个后勤主任，还有两个是校办厂人员兼民办教师，总共七八个人，加上我正好一桌，群英中学为迎接一个脾气比较犟的语文老师的酒席就算正式开喝了。

菜与酒都十分简单。我不胜酒力，只能喝一点点红酒，他们一律是三四块钱一斤的白酒。菜以蔬菜为主，鱼肉为辅。鱼是一位姓杜的民办教师从自家的套网里带来的，全是一些小鱼小虾。已经记不得喝了多少酒了，只晓得王校长说，“小周你不错，晚上我们继续喝欢迎你的酒，在座的一个都不能少！”晚上仍然有酒喝，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谁也不会“少”。

晚上喝了多少，就不记得了。怎么散的，已然毫无印象，只晓得第二天一早，校办厂的曹来根一到学校就说，“你们吃酒也吃了没有清头了，你们晓得王校长昨天一晚上没有回家呀？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王校长还睡在前面的窑洞门口，自行车倒在桑树田里，一只脚上鞋子也不晓得到哪儿去了。幸亏遇到我，要不还不晓得会出什么事呢。”

还好，王校长没有被冻出什么意外。依然活得精神。曹来根竟然自己也忘了他是喝酒队伍中的一员。

衣食住行，学校为我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住的问题。扬中是一个冲积平原式的岛屿，而我的老家在另外一个更小的小岛上，从老家到群英中学，先要徒步七八里，到我们那个小岛的北江边坐船过江，然后坐车到三茅街上，再徒步八九论十里路才到群英中学。半天的时间，不抓紧是到不了的，这住的问题也就成了第一要紧的事情了。

学校虽然都是些破旧不堪的老教室，但仍然十分紧张。为我安排的一间宿舍，是一位老教师刚刚搬回去后空下来的。这是一间五架梁的老房子，前后也就五六米长，东西三米多一点点宽。之前这个老教师夫妻俩不但人住这儿，还养了好多只鸡共处一屋，屋里的鸡味便十分浓重，于是，校长在我来之前就让同是教语文的一位王姓老师喊了几个学生，用石灰水给刷了一刷，将前后的窗户打开透透气，走走味。等到我看房子时，先前老教师所有的痕迹与气味已荡然无存。

元月2号，我们一家三口住到了群英中学。

群英中学原来是一所农高中，因为要学农，才将学校安到了这个四周都是菜地的地方，之后因为不学农了，便将其改为完中，再后来，因为地处偏僻，高中部也搬走了，只留下一个初中部，六个班，每个年级两个班。整个学校也就三百左右的学生，二十多个教师，这是学校的全部家当。晚饭前，没有事干，加上好奇心，我便背着女儿四周逛荡。那时女儿还没有过一岁，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我背着，一路逛，一路欣赏这破旧的群英中学。

学校的规模很小，我们的宿舍在学校的东北角落，东面，是一片荒草，荒草的东面是一条不宽的小河，南北流向，向前，就是从远处看到的第一排房子，那就是教学区了，所有六个班级全在那一排房子里。教室前面有一片还算宽畅的菜地，菜地里间隔点缀一些桃树李树之类的果树，东南角落，就是昨天与校长喝酒的厨房，厨房门关着，两个工友已经回去了。

前排六个教室的中间有一条两米多宽的过弄，煤碴路面，路的两边，就是群英中学的标致----十多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法国梧桐的东西两侧，他们说是花圃，我看到的只是荒芜的草地。后面就是那一排低矮，破旧，现在被用作办公室、校长室、教师宿舍的老农高中教室。

后面的老房子比前面要多出七八间来，在学校的西北角，是校办工厂所在地。前面，为操场，操场西边围墙的正中，就是进出群英中学的大门。我昨天是从学校的西北角的菜地里斜插过来的，没有走正道，所以吃了一点点的小苦。

最后几个执勤的学生也走出了学校大门，喧闹一天的学校安静了下来。这一安静，叫人有点害怕。学校四周没有人家，几点灯火，也在很远的地方，学校连我们家才有三户人家，只是听说，还没有与他们见过面，不知姓甚名谁，教什么学科，自是不好打扰，只能打开收录机----这是妻子的嫁妆，唯一一件现代化产品，听听当时比较流行的校园歌曲，这也是群英中学自建校以来，在这样的夜晚发出的最为时尚的声音。声响让我认识了同是住校的外乡人林小荣老师。他是和他的儿子一起来到我们宿舍的。幽暗的灯光下，林老师有点清瘦，中等身材，鼻梁特高。他的儿子，林一，更似林老师第二，脸模型与身材如出一辙。林老师28岁，林一3岁。林老师比我小2岁，他儿子比我女儿大2岁。林老师教初三英语，是从长旺中学调到群英中学来的，他们已经来这儿三年了。

林老师说，他老婆曹松兰在县染织厂工作。正说，妻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染织厂？哪个部门的？林老师说，以前是挡车工，三班倒吃不消，还要带林一，现在找人调到了仓库。妻子来了精神，似找到了知音，先是自我介绍一番：我也是染织厂的，财务科会计。如此等等，一直说到快十点钟，小林一哈吹打了不息才打住。

第二天清早，天一放亮，我便起来跑步了。这是一个全新的地界。出得大门，前行三五十米右拐向北，是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路的西边，是一南北向的竖埭，稀稀落落的竹园中散落着一些没精打采的人家；向北，是一段有五六百米长的石子路，到头，便是友好桥，不过桥，继续右拐沿三茅大港向东北，就是当时很有一点名气的造船厂了。造船厂的招牌掛在外滩一排平房的门前，房子的下面，有一条至多三五十吨的铁皮船蹲在港边。

港里没有水。我沿着港岸一直跑，没有费多大功夫，就看到二墩港大闸，走上大闸港堤，一阵清新的江风迎面而来。宽厚的长江在朝阳下显出无限生机，虽然只有一两条小小渔船在江里飘荡。

从友好桥到江边，从里程碑上看得出有五里路，来回也就十里路，这对我每天要跑十公里的人来说是不过隐的，所以就常常沿着江堤再朝东南一路跑下去，跑下去，江滩的芦、柳在我脚步的节奏声与江浪的拍打中，慢慢苏醒了过来，喷出一滩涂红、绿相间的嫩芽来。

一个阴阴的傍晚，妻子在忙晚饭，我坐在北面的窗前听收音机，女儿扶着墙壁在练习走路。突然，女儿大声哭叫起来，看时，放在墙脚的一只水瓶被女儿碰倒了，刚烧的开水淌了一地，女儿细嫩的小手臂上立马起了几颗白色的水泡。看着这样的情景我与妻子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想抱一抱女儿，她怎么也不要，只是站在墙脚，手扶着墙一个劲的哭。哭声引来了校办厂的曹来根。曹一看情景说，“你们不要动她，千万不要动她的手，我现在就回家拿江猪子油。”说完，骑上自行车就向校门口冲。曹来根的家在东江边，距学校有五六里路，坑坑洼洼来回十多里，曹来根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进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打开，用一小棉球挡在瓶口，向外慢慢倒出江猪子油来，再用棉球在我女儿手臂上水泡处小心翼翼的擦着。“这江猪子油治烫伤有奇效，一擦就不疼，伤处还不留疤痕。”说来真奇，水泡真的就慢慢瘪了下去。看看女儿，女儿在我肩头已经睡着，只是睡梦中还在抽泣。

我与妻子不知道如何感谢曹来根，只是让他在我们家吃晚饭，曹来根摇摇手，边出门边说，“你们以后一定要小心，孩子小，这水瓶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在小孩碰到的地方。”

阴历1985年的腊月初九，也就是阳历1986年1月的18日，是女儿一周岁的生日。我们提前两天回到老家西来，准备女儿的生日。初九那天，我们共办了八桌酒席，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为庆祝生日而办的最铺张的酒宴。女儿的外公外婆及亲戚，能来的全部来了，我们家的亲戚，能请的全请了。在女儿的辈份中，当时女儿是最小的一个，所以能来庆贺的自然全来了。一岁，也称作抓周，这天在小主人面前放些东西，看她（他）抓住什么，以后她的职业可能就会与之有关，于是在外面的热闹声中，我将女儿抱回房间，在桌上放了钢笔、圆珠笔、小人书等东西，实在没有什么东西了，为了凑数，我将一只空的六神丸瓶子也放在桌上。女儿两只小手在这些东西中横挑竖选的，最后竟将那个凑数的六神丸空瓶子抓在手中玩耍。女儿以后可能要做医生了，我想。

放寒假前，同是教初一语文的王厚明对我说，“别小看你这宿舍前花圃中的残枝败叶，它们可是一等一的芍药花，比牡丹差不到哪去的”。我不懂牡丹，更没听说过什么芍药，这不啻是孤陋寡闻了。“芍药比牡丹区别在哪里”？“花朵没有牡丹大，颜色没有牡丹艳。”于是，放假前我挖了11棵芍药回去栽在菜园里，期待来年菜园里的春色浓厚一些。

出学校大门左拐，是一条羊肠小道穿行在一片桑树园中，出得桑树园，是一溜的农田，再向南，便是大寨河了。沿河堤西行五、六里，便到大姐家了。过完年，母亲就被大姐接来。我没有事的时候，天气不是太坏的时候，我总是往大姐家跑，看母亲与父亲。这个时候的儿子只是一个名义，“女儿才是妈妈的小棉袄”是一句箴言。可我们的大姐夫每天将三个真豆油炖鸡蛋端到母亲面前，让我们做儿子的十分汗颜。

8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急，过年后没有两个月，花圃里的芍药就放花了。母亲也从大姐家回到西来。那是4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一早就从学校赶回西来看望母亲。母亲的精神很好，说话刚强有力。天气也好，我来到菜园看我们家芍药花开了没有。菜园里一片郁郁葱葱，芍药花开了，只是它们不是粉红而是一律的白色，我数了一数，它们有七朵，整整七朵。我心里一惊，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我的母亲大限到了。芍药花旁边是一棵樱桃树，高高瘦瘦的，整棵树上就结了一棵樱桃，红得发亮，像涂了一层蜡。听说樱桃很好吃，只是从来没有尝过，将其摘下，举起，在太阳下照照，闻闻，没有什么果实的香味，到河边洗洗，拿给母亲吃，母亲让我吃，我说树上还有，等会儿我再去摘，母亲这才吃下，我问甜不甜？母亲点点头说，有一点点甜。说完，头歪向一边，显得很吃力的样子。

5月1日的中午，感觉上就是有点不行，便和王校长说，我要回去看看我的母亲。

傍晚时分，我带着女儿来到母亲身边。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睡在床上，见我和女儿回来了，很是高兴，叫我把女儿抱给她，让女儿再在她手湾里睡睡。女儿一枕到母亲的手臂，就伸手去摸母亲的耳朵。母亲说，“小飞呀，奶奶的这只耳朵都给你拉长了，这只臂膀都给你枕出老茧来了。”母亲从女儿头下藤出右臂来让我看，母亲的右手臂上长有一层厚厚的老茧，右耳垂也比左边的长出不少来。

女儿满月后，妻子就上班了。没有人能抽出时间来帮妻子带女儿，只有食道癌开刀后的母亲有时间。白天，母亲的后背就是女儿的摇篮，晚上，母亲的手臂就是女儿的港湾。看着手湾中的女儿，母亲说，“小飞啊，奶奶再也抱不动你了，再也抱不动了。”说完，显出痛苦的样子。该到打度冷丁的时候了。往常这个时候总是请二姐夫的姐姐来帮忙，她是医生。我在家，就不想麻烦人家了，于是我说，“妈，我给你打，两针一起打，我们四个小时打一针。”母亲点点头。

看到母亲熟睡过去，我背着女儿到幸福中学看望一下同事与朋友，回来时，母亲睡醒了，但说不出话来，我的药用重了。

三天后，1986年5月4日午夜12点整，母亲走了，丢下她还不会说话的小孙女，还没有来得及报答她的儿女们。母亲与女儿的对话，竟成了母亲66岁人生最后的声音。

母亲走了，我们的生活突然空了许多，可仍然要继续下去。妻子一旦有事就不能带女儿去厂里，女儿就只能靠我。也有巧事，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没有课，于是总能陪女儿度过快乐的一天。春天总是令人惬意的，不冷也不暖。女儿的棉衣已经脱去，显得很轻松，于是我便有意让她学习走路，教她说话。我将花生先是剥好了给她吃，然后将她丢在办公室的墙边，给她一颗没有剥的花生，她要吃，就要叫我给她剥，要向我走来。不曾想女儿既不叫我，也不向我走来，她自己将花生放在地上，右手扶着墙，抬起左脚去踩，竟将花生给剥开了。是从小就能独立自主，还是有点犟脾气呢？

奇迹也会相继发生。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江苏台的“文艺天地”节目，当那熟悉的音乐声刚响起时，我听到一个十分稚气但又标准的“文艺天地”节目的播报。我以为换了主持人，正疑惑，收音机里又播报了一次。原来，第一次竟是我女儿说的。女儿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却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令我与妻子都很兴奋。女儿不会是哑吧了。

在群英中学，我学会了喝酒。杜纪林是一位教数学的民办教师，这是一种双重身份，既是教师又是农民，他们常常就会有一些除教学外的业余劳动。用渔网套鱼，就是杜纪林老师的业余劳动。他家离长江边不远，有几口这样的渔网，将其放在通江的永勤河里，潮涨潮落，鱼儿自己就会游进去。第二天清晨，老杜就坐享其成了。大一些的鱼虾，由老婆拿到街上卖，小鱼小虾，就是老杜中午在学校的下酒菜了。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赌钱，老杜除了拉上王校长，第二人选就是我。我本不会喝酒，但禁不起今天来一两明天再来一两，一个学期下来，这酒意也就不在老杜之下了。王校长支持我喝酒，反对老杜喝。我下午没有课，老杜有，喝了酒，老杜就有些把持不住，常常就会坐在教室门口不进教室了。

老杜自己也就高中学历，肚子里却有货，教学水平在三茅乡名列前茅，多年来在群英中学都属挑大梁的，一直教毕业班。完中几次有意调他去乡中学他不去，“离家太远，我还有几亩地要种呢。”如此，王校长有时还是要陪老杜喝几杯的。

一次就我与老杜两人，工友朱定达为我们炒了两个菜，加上老杜的一碗鱼，下午又都没有课，酒就有些多。喝着喝着，我竟将我的女儿给忘了。那天妻子有事，将女儿交我负责，开喝时，老杜挟一块鱼肚子上的肉给女儿，“这块肉没有刺，丫头你放心吃。”女儿吃着吃着，“嗯、嗯”地要说什么，看时，竟用舌头给舔出一根极细极细的鱼刺来。老杜傻眼了，“你真是个细人精，这么细的刺你也能给舔出来。”喝着喝着，我们将细人精给忘了。女儿一直抓着我的衣角，在我身后站着，一边“出宫”，一边睡着了。看到女儿站在我身后睡着了而我却浑然不知，将女儿给忘了，心里突然想哭。

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很少回老家去。听邻居们说，父亲常常一人整天坐在母亲墓前，不吃不喝。暑假到了，我赶紧回老家陪父亲。父亲比我印象中要亲和许多，苍老许多。母亲不在，两个大男人在家，除了吃饭，几乎没有什么话说。农村的夏天是一个比较难熬时段，没有什么事好做，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暑。整天闲着，感觉十分无聊，陪父亲也就三五天，只得又回到群英中学。学校就热闹多了。教育局将一批课桌放在学校加工，校长王名虎与负责后勤的严云，校办厂的曹来根全在学校。而女儿大多时间是不用我带的，妻子将其带到厂幼儿园。中午，与校长们一起喝喝酒，下午，校长、严云、曹来根就怂恿我陪他们打麻将。我只听说过麻将，别说打了，见也没见过。怎么说也不肯打。严云说，“我们不来钱，来香烟，香烟也不要你拿，我给你，这总可以了？还教会你一门手艺。”话到此，肝胆相照了。

我从基本的砌牌学起，再认识条、筒、万，懂得怎样才算胡牌，第一个下午，我赢了十二支香烟。我不会抽烟，全给了王校长。校长说，“小周就是聪明，一学就会，明天接着来”。

暑假中，林小荣带着小林一来过两回，老杜也来过几次。不曾想他们全是老手，几乎张张牌都能摸出来，不用看牌，也能将牌按条、筒、万排列好，而这当中令我不解的是，小林一竟也能摸出一大半的牌来。他才多大？什么时候学的？

从此，我学会了赌博。这大部分的功劳要归于老杜。老杜常叫群英小学的一徐姓老师来，他一边抽烟一边打牌，不慌不忙，却总能成大牌，不是清一色就是浑一色，常常，他面前的牌总比我们的要少一些，可我和林小荣竟然都没有发现其中的奥妙：他将没用的杂牌趁我们不注意全推到了河里，手中的牌自然就少了，而且还会用无名指与食指到河里挟牌。

这是老杜事后揭开的秘密。“那你怎么不当面戳穿，还给钱？”“都是老朋友，戳穿了不难为情？”于我，决不会想老杜是不是与徐姓老师做联档。

十月的农村，满地金黄。稻谷黄了，青草也黄了。老杜邀我与林小荣到他家小酌。从他家再过去一个圩，就是长江了。老杜家的几口套网都在其家门口的永勤河里，老杜一一指点给我们，“这是我们家的银行，哑吧儿子。鬼雀子把它看得比命都重。”

“鬼雀子是谁？”

“老婆啊。”

“老婆怎么叫鬼雀子啦？”

“只要一进家，就没得歇，像那田里的‘地头搜’（一种鸟），整天在地里嗖嗖嗖的，不晓得忙的什么，一天三餐都没个准时，丫头儿子回家没得饭吃。”说时，满肚子的怨气撒在秋天晴朗的江水里，金色的波纹将其返照了回来，老杜的脸上才有一些笑容。老杜的女儿在群英中学读初一，儿子在群英小学上五年级。老婆在一家社办厂上班，下班回来就负责整个的家务，还要看好她的钱袋子---套网。

听说父亲曾来学校找过我，不知是谁告诉他我在上课，父亲就回大姐家了，这是我在群英中学四年时间里，唯一一次的亲人看望。父亲是想念他这个儿子还是无聊了到儿子这儿看看？为什么不能等儿子下课了说上几句话再走？在儿子这个破旧的学校里喝上几杯酒后再走，也不枉到了在县城工作的儿子这儿来过。

学校在南围墙外分了一块菜地给我，这让我有了真正成为群英中学一分子的感觉。种菜，于我并不陌生。母亲在时，曾与几位婶婶在生产队的菜地干了多年，我虽然在学校教书，闲暇无事或没有课时，便常去母亲的菜地帮忙。到什么时节种什么菜，心里很是有数，分给我的三四分地，不到一个星期就忙完了，剩下的，就是浇浇水，上上肥。

人少地多是群英中学的一大特色。早先在学校住的，如林小荣，陶菊芳他们，都养了好多的鸡，鸡在菜园里花圃里吃得膘肥体壮，很是令人羡慕。开春后，天暖和了，我与妻子便也捉了几十只小鸡回来养。这小鸡呀，小的时候忙一忙，有点大了，只要早晚给它们一些吃的，其它什么事都没有。一次，中午十一点多了，教育局突然来了几个人，校长急得有些抓耳挠腮，大中午的，食堂就几个上不了台盘的老师们吃的菜，去饭店，学校附近也没有。校长找我说，“小周，卖两只鸡给我们”。“卖什么卖，让朱定达抓两只就是了，一进门的橱柜上还有鸡蛋”。这给校长解了一个大围。害得校长之后好长时间看到我就客气得不得了。

学校东边那条小河里长有许多野草，清清的水下能看到好多的田螺，我便捉了几只鸭子来养。这下学校有点热闹了。操场上，教室门口，花圃里，小河边，什么时候都有鸡鸭的身影。不住校的老师提意见了。于是王校长准备要禁鸡。开了几次全体教师会议，总是统一不起来，明显的分成两派。最后王校长决定：圈养。从明天开始。

第二天，林小荣、陶菊芳他们就行动起来，扎栅栏、买尼龙绳网，将鸡圈了起来。我也上街转了一圈，买了二十几块钱下面带小铁坠的鱼网回来，将所有的鸡都圈在了花圃里。可等我一节课下来再看时，一只鸡也没有了。它们全部胜利大逃亡，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网”在那儿。看看他们两家的鸡，一只不少，全乖乖的在圈里呆着。曹来根说，“你弄这个东西有个屁用，你打渔啊。”

坏事变好事啊，他们两家的鸡不出来了，只剩我们一家的，校园里基本上看不到鸡了。校长也就瞪一只眼闭一只眼，再不提鸡的话。

他们圈养了，我的散养着。省了功又省了钱。

我又捉了二十只小鸡回来。那正是春耕时节栽秧寒的日子，油坊的连襟让我去帮忙栽秧，我将二十只小鸡放在一只纸箱子里，拉上电线，按上一只40瓦的灯泡在箱子里给鸡取暖，放一些小米箱子里给鸡准备了一天的食物。为防蛇和老鼠来吃，我将纸箱上面的盖子盖上，只留一个小小的孔透气。

在连襟那栽秧快结束时，不知从哪跑来一只小鹅，黄绒绒的，轻声叫着，像是很饿，我一步一步往后退，它沿着我的脚迹一步一步往前走，一直跟着。田野黑乎乎的，早已空无一人。我洗干净双手，将其捧起，小鹅在我手心里一动不动，撒娇一般轻轻的叫着，就似回到母亲的怀抱。

第二天回学校时，本不想将小鹅带走，可女儿要，于是小鹅就跟我们回家了。到宿舍门口，就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没有听到鸡的叫声。我三步并着两步来到装鸡的纸箱前，打开，眼前的一幕将我惊呆了。二十只小鸡，一律将头背着灯泡，尽量的远离灯泡，它们被灯泡的高温活活烤死了。它们没有被蛇或者老鼠吃掉，却被用来取暖的灯泡给烤死了。

小鸡不会说话，可我内心的疼痛依然如故，在<镇江日报>我写了一篇文章，以悼念我二十只不幸的小鸡。

小鹅一天天长大。鹅是素食主义者，听说鹅最爱吃的是“八月老”，我特地弄些“八月老”的种子，在围墙外的菜地里种了一畦。

暑假中我们与林小荣、陶菊芳就搬到了前排教室居住。学校在暑假里在我原来宿舍的东边砌了两间教室，我们住校的老师就改善了一下住居环境。新居就是新居，门前有一大片的空地。

天气凉爽下来。傍晚，我去围墙外的菜地割些“八月老”回来，小鹅见了，便在后面追我，女儿见小鹅跑得欢了，就在后面赶小鹅，习习凉风，淡淡晚霞，我们仨就这么在新宿舍前的场地上，转着圈子相互追逐。小鹅与女儿稚气的步子有点相似，更是让人开心。

开学没有多长时间，乡里就举行了一个中学生作文竞赛，我的班上没有学生参赛，就被选作群英中学参赛的评卷人员。虽然到群英中学有两个年头了，除了本校，仍然是人地生疏，更没有可关照的学生。阅卷时，有两篇作文不错，均可晋级为获奖作文，可完中的几位阅卷老师就说不行，硬将两篇明明要差些的作文选上去。正如王校长说的，我的脾气有点犟，坚持并说出理由来。最后只得由完中的原来也是教语文的副校长来评判，他的观点与我不谋而合。意外的是，这两个学生竟是我们群英中学的。王校长高兴得不行，晚上就非得请我喝酒。我的条件是要老杜作陪。王校长说，“你点人马，我作陪”。

看来我在王校长心中还是有点地位的。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我无话可说。

早晨九、十点钟的太阳照着开满芍药花的花圃与高大的法国梧桐，使得往日有点破旧的群英中学显出勃勃的生机。第二节课一下课，王校长就让人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兴致勃勃来到校长办公室，王校长虎着个脸，指着他的办公桌说，“小周你自己看，你自己看！”看时，在办公桌的正中间，是一摊黑黑的鸡屎，抬头，一只母鸡站在橱顶。我的一只鸡将鸡屎屙在校长的办公桌上，将鸡蛋下在校长的书橱顶上。它把事情完全给搞反了。

我将校长室的门关上，将鸡抓起来，“不好意思校长，中午就将这只鸡给你做下酒菜，还叫老杜作陪”。

我的鸡、鸭、鹅仍然放养着。因为它们及其它们的蛋是属于群英中学的，我围墙外的菜蔬是属于群英中学的。学校不管来了什么客人，只要需要，尽管抓来小炒或者清蒸。王校长自然也就放我一马了。

群英中学有些破旧，但它离县文化馆比起我从西来过来，就有云泥之别了。经常，我会在晚饭后骑上妻子的自行车到文化馆，与沙启闾老师，李山泉老师他们打麻将，一打就是半夜。老沙打牌到半夜，就经常半瞪半闭着双眼，轮到他抓牌了，总要人叫。他也不怕别人偷牌，我们总也想不到还可以偷牌。与沙老师、李老师的感情就这么结下了。

在群英中学，除了父亲去看我却没有看到，还有南农大化学系的耿金龙老师，《镇江日报》副刊部的方范老师莅临过。他们的光临，因为有老沙们陪伴，就没有惊动王校长，我也只是从地里挖些新鲜蔬菜，抓一两只鸡小炒。鸭是来不及煮的，鹅是舍不得吃的，那是女儿的宝贝，吃了我可交不了差了。

88年正月初六下午，也就两点多钟的样子，一到学校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没有听到鹅欢迎我的声音。十多天不见了，我的脚步声它是能听出来的。我来到厨房水桥边，看到河对岸的河堤上有些许鹅的绒毛，还留有明显的鹅的脚印。我们的鹅被人偷走了。看那脚印，还很新鲜，就像刚刚发生的事。沿河向南的桑树园边，有一妇女在割草，我过去打听，妇女说，“个把小时前，有一个趟田螺的男子，好像在学校那边不知做什么，也听到有鹅在叫。”

“那男子去了什么方向？”

妇女指指东南方。东南方是一片农田，很远才有一个圩。我便从农田直朝那圩奔去。

新年头上，一切还都有“年”的余味。圩里的人家，却是只见房子不见人，空荡荡的。我沿着圩中的小路慢慢的走，耐心的找，看看有没有我家鹅的踪影。也就向前找了七、八户人家，我发现路西边的一户人家的厢房前晒着一口趟田螺的网。这就差不多了，这与那妇女所说是吻合的。我高声问道：家里有人吗？没有人答应我。我沿着厢房四周寻找，没有发现鹅的踪影，便“昂、昂”学起鹅叫来。这一叫呀，厢房里也“昂、昂”叫起来。我打开厢房门，一只大鹅张开翅膀从里面奔了出来。这时，这户人家的人也从正屋里出来了。

“你弄我家的鹅干什么？”

“你们家的鹅？”我反问。

“不是我们家的还是你们家的不成？”

“我不跟你争，你看它跟谁走就是谁家的。”

我便又“昂、昂”的叫起来，鹅走到我的脚前，昂着头，看着我，呼应我似的，也“昂、昂”地叫两声。我懒得理会那人，一边“昂、昂”喊着，一边朝田野走去。我们的鹅也欢呼着张开双翅“昂、昂”一下冲到我的前头。新年的田野里，我与鹅就这么一会儿它冲在前，一会儿我冲在前，回到我们的群英中学。

日子一天天的写着。又到暑假了，我找王校长：校长，我要求下学年教初三。王校长看看我：什么理由？没什么理由，就是教初三只一个班，惬意。王校长说，初三就两个班，一个是郑主任的，一个是杨主任的，他们都是老教师，主任，你叫他们哪一个不教初三？我不管，我只要有初三年级教就行。

这样争来了一个初三班的教学，有点不大光彩，可我心依旧安宁。教初三我自有心得。凡初三的课文，大篇的现代文不谈，古文，古诗，我几乎烂熟于胸，不用备课，教初三于我，就是放假休息。当然王校长与主任们并不知晓这些。

问题也来了，不知谁的主意，学校将两班学生打乱了重新分班，到我们班的学生可想而知了，有一个学生仅初中就上了六个年头，人家高中毕业了，他还在读初中。生源是第一的，没有好的生源，你教师再大的能耐，还能将木头教成蘑菇？

大半学期过后，王校长突然找我要谈有关教学的事。这还是我到群英中学来王校长第一次跟我这么认真。“听说你自从教毕业班以来就不曾有一次家庭作业，可是真的？”

“是真的。我上课的时间都有多余，同学们在课堂上都将作业做完，干嘛非要有家庭作业？”

“还听说你课外辅导时不给学生上课，而是放音乐和流行歌曲给学生听，惹得其它班学生全围到你们班看大戏似的，可有这事？”

“这事也有。校长你看啊，学生天不亮就来学校，整天的学啊学，一天下来，校长你说这个时候学生的脑子里还装得下什么？还能学得进什么？我放音乐给他们听，是想让他们放松放松，在轻松的环境里看看书，做做习题，增强学习的兴趣。”

王校长见我说得也有道理，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关照别给他将这一届的毕业班给搞砸了。

也算学生们争气，升学考试中，就语文这一科目，乡前三名全在我们班，上90分杠子的全乡18人，我们班8人。这下给王校长狠狠的长了一回脸，整天的就是一个笑，“小周你是怎么教的，说说。”“瞎猫碰到死老鼠，运气”。在我内心，还就是瞎猫碰到了一只死老鼠。

同学们毕业了。又到拍毕业照的时候。这时，女儿成了明星。每年初三学生拍毕业照时，同学们总要抱上女儿一起拍，没有我这个他们心中的才子可以，但不能没有女儿。同学们以高大的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为背景，在开满鲜花的花圃里微笑着，留下他们青春年少的倩影，这时我才觉得群英中学不但有它高大的树木，多多的菜地，更有似花一样一茬一茬的学生。是他们在装扮着这所学校，让学校年少着，青春着，豪放着勃勃生机。

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影下，多彩的芍药花圃里，翠绿的菜园中，印记着女儿蹒跚的脚步，稚气的笑声；荡漾着鸡、鸭、鹅欢畅的鸣叫与一届届学生朗朗的书声。

那个读了六年初中的学生在我手上毕业了。乡前三名优异业绩成了我教学生涯的收官之作。我要离开群英中学了，王名虎校长说，“不挡你小周的前程，只望你有空常来走走，陪我喝两杯。记着，群英中学永远是你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