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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日本(简体版) |
4月12日下午2时30分,一场名为“日本现代流行文化与潮流”的讲座在广州学而优书店进行。此次讲座的主讲人香港作家汤祯兆带着他的新书《整形日本》来到现场。这本书是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简体字版作品。整个过程大洋网做了直播。
作为书写日本流行文化现象的书籍,《整形日本》读起来清晰浅白,正如台湾知名音乐人所评价的那样,这本书“是这类书写中少数写得不侮辱不折腾人脑袋的一部作品”。
本专题采写和图片整理
《整形日本》:当下鲜活的日本样本
日本虽是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始终感觉有所隔膜。目光所及之处的日本,是那个旅游中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一丝不苟的日本;是那个由影视明星、流行服饰、动漫、Kawaii风潮等流行文化勾勒出的日本;是那个研究书籍中定义的日本……当这些使日本在我们的事业中形成了宏观形象时,日本却如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所说的“似乎熟悉,实则陌生”。而《整形日本》则从微观层面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当下的、鲜活的日本。
“当你不是真正在它的生活情境中生活,会发现印象和真实有很大差距。”汤祯兆说。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喜欢去京都,那里有很多名胜古迹,风景秀美,但当居住在其中,汤祯兆看到的则是真实日本的种种“怪象”。Kawaii精致美学原则,Cosplay的孤寂及自由种种,由Kidult到ParasiteSingle,单身寄生族、御宅族、电车男、暴走族、富裕社会的流浪族群、老龄化群体及日本的高速列车文化、后现代的“纯爱”浪潮等等,作者为我们梳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日本流行文化。
对这些名词,也许我们并不陌生,但对于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以及由此牵涉出的一个当下的鲜活的日本社会,却并不熟悉。而汤祯兆却把这些种种怪象作为文本来研究,用轻松的方式为读者展示一个真实的、具体的日本。文字好读,资讯在先,其间又贯之以最尖端的研究咨询、电影鉴赏,并辅之香港同类文化的对比,一个鲜活的日本呈现。沿着书中的线索,如果对某个主题有兴趣,书中提供了很多日本一线研究的书籍和资讯,可作为深入研读的“路标”。
作为作家,汤祯兆没有闭门造车,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忽视市场,而是用不同地方的资源去实现写作的愿望。在他看来,在这个后现代时期,除非像汪曾祺、沈从文那样的文学作家,此外没有固定的文学作家,对于写作人来说,要考虑清楚什么人在看你的书。因此,为了尊重读者,他避免刻板的中文。
“其实常常讲文化很闷的,写书真的不太好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太文化的。真正好玩的是晚上吃什么,去哪儿玩。”汤祯兆坦诚地说。不装的作者和学者,实属难得了。
《东莞九章》:破译“东莞神话”
本报讯(记者吴波
《东莞九章》紧紧扣住东莞文化基因的两个密码——“莞香理念”和“崇焕精神”,努力探寻支持东莞持续强劲发展的潜在因子和动力源泉。该书精选名家笔下的东莞、东莞人、东莞事,中间穿插链接12种文本形式,分门别类分成九大板块。该书从文献和事实入手,突破了简单化、僵硬化的自我夸耀,而变成了寓丰富澎湃的感情于非常理性的表达之中,有肯定有评判,有怀疑有争议。
日本缘何Kawaii?
Kawaii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日本少女流行模仿孩童体写信,而且迅速蔚然成风。据说到了80年代中,有超过五成12至18岁的少女皆以此作为行文的用字风格。继而杂志及广告界均留意到其中的市场潜力,所以把这一股风气扩展为服饰、谈吐及表现均追求孩童化的人造时尚,出现了所谓“扮孩子”(Burikko
杨丞琳是港台Kawaii女王
在港台女艺人中,我不得不提杨丞琳的例子,因为她是第一位摆明车马以Kawaii为包装策略,而又能够成功的女艺人。只要打开任何一个台湾电视节目,差不多均可见到杨丞琳铺天盖地的Kawaii讲座,内容包括如何把指甲涂得Kawaii,有什么Kawaii的约会地点,甚至如何Kawaii地性感等等,简直密不透风,让你无处可逃。
穿迷你裙的妈妈族
由日本厚生省发表的资料显示,在过去的25年中,15至19岁的未婚妈妈人数,已由800人激增至近2000人。这当然和日本少女性观念的开放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是她们对避孕的兴趣反而有下降的倾向,认为“无套性爱”才是潮流所趋。
(摘自《整形日本》)
对话汤祯兆——
找准兴趣、读者、出版社间的最小公倍数
广州日报记者:看您的书,就研究而言,感觉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展开写成一本书,为什么没有这样操作?
汤祯兆:以刚才的听众为例,比如我写一本关于“福音战士”的书,坐在后面的20位观众可能会买,但其他人可能不会买。去到这个地步,就涉及到我出版的前提是不要让出版社赔本,它要是赔本,大家就没有再合作的机会,然后就发展不下去。我的确很有兴趣做一本很专业的研究成濑巳喜男(一位日本导演)的书。但是这种书一定没有市场的,即便花很大力气去做,就算有朋友愿意出的话,也是要赔本的,也没意思。
在日本,过去学者是先出正规版,再出文库版,现在出版的风气在改变,连第一线的教授也开始出巴掌大小的文库版,把最潮流、最尖端的研究及时地出版。相反,如果你做那么厚的书,可能现象已经过期了。
广州日报记者:您好像对字数很敏感,宁可稿费少点,写七八万字的书,也不愿拿更高的稿酬写十几万字的书,为什么呢?
汤祯兆:这可能跟个性有关,我和文道一样,做事比较快,当用我们比较有信心的语言去表达,速度就会比较快。文章反映个性,拖拖拉拉的自己都很难受。我很怕资料性很重的书,因为我觉得那没意思的。其实资料不用买书了,去网站看就可以了。
广州日报记者:但这样对于问题的展开研究,是否会有影响呢?
汤祯兆:其实研究还是可以去做,但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已,不一定需要表达出来。我真的很尊重现在出版运作的模式。我反过来问,是不是有很多限制的时候对自己不好呢?有些教授大学里研究得很深入,但做不到用2000字和大众去沟通,因此写不来报纸上需要的文章。我觉得用2000字来讲清楚一件事情其实是语言的训练来的。我要延续兴趣的发展,又要市场方可以接受,又要出版社有一点盈利。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是说要找准各个方面的最小公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