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林事前根本不知道柯云路在写《发现黄帝内经》

记    者：你刚才的讲话是不是这样两个意思，第一，柯先生对于胡万林的兴趣，仅仅出于对他的医疗技术的一种研究与弘扬，是从这个愿望出发的。第二，出这本书，胡万林自己根本不知道。

雪    珂：我们根本没有告诉他写了这部书。舆论普遍说，柯云路在吹捧胡万林，其中谈到所谓“洛文”的神话。而实际上，柯云路认为，所谓洛文之说，很可能是一种“神话”的倾向。柯云路在书中第46页中写到：“他除了用汉字书写病人的名字之外，对于病人的诊断，全部用一种旁人无法识别的稀奇古怪的文字进行记录。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这是一种远古时期的‘洛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识。但就我们的感觉和破译，‘洛文’之说很可能是一种神话的倾向。”

柯云路说得很清楚了，他并没有说这是洛文，而且他在后面讲到：“他非常有可能自己发明一些符号和文字，以便于更简单地记录他的所思所想，更形象，更简洁，更便于保密，更便于自己心领神会。”胡万林也说过他这个东西是洛文，这个我们能理解，可能是出于对自己的技术保密的心理。

我觉得，有些人起码你在评价、批评这部书的时候，你看一看这部书是怎么写的。你还没看我这个书是怎么写的，就说柯云路吹捧胡万林会写“洛文”，又说柯云路吹捧胡万林包治百病，柯云路说胡万林如何如何。

这部书从写作到出版，胡万林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这是柯云路自己独立进行的一个研究，他不需要让胡万林对这部书说好。胡万林只是一种医学技术的载体。柯云路无意为任何人树碑立传，他只是研究胡万林的技术，而且认为这种技术有价值。

所谓柯云路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

雪    珂：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说到柯云路是否涉嫌犯罪的问题，据说在终南山医院，一天要搭售《发现黄帝内经》500套。据我了解，1998年初，作家出版社曾告诉过我，终南山医院到他们出版社进了1000套书。我觉得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你说是商业行为也好，但是这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件事还可以到出版社去查。据我所知，这1000套书一直到终南山医院被查封，也没有卖完。

为什么呢？确实胡万林一天最多可以诊治500－600个病人，但是这些病人相当多是大病、恶病患者，患者不可能只看一次病就离开。他不可能今天看完病我买一套书，明天我就走了。他要连续治疗，这种治疗可能持续10天、20天，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他这儿来看病的人，有的要吃药半年。如果对这样的病人强行搭售，他看10天病就买10套书，看一个月病就买30套书，看100天病就买100套书。那么从销售量来说，会有多大？

此外，我想不出哪一个病人会接受这样愚昧的安排！我看病来了，你每天让我买这个书，逼着我今天买一套，明天买一套，有没有这种可能？但是新闻界就以此为依据，说明柯云路和胡万林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那么请问，现在的各个媒体谁收到了这种举报？

像这样的谣言，其实本来媒体稍微做一点调查是很容易弄清楚的。就是不屑于调查，你哪怕算一算，或按常规去想一想，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时至今天，当媒体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去揭露胡万林的所谓劣迹时，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早就应该有举报了，也早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报道出来了。但是没有。

然而，这些人由此就开始去想象了，既然一天搭售500套，那么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

还有一种说法，1998年2月，胡万林曾到上海搞过签名售书。这些人说，如果胡万林和柯云路没有经济上不可告人的关系，胡万林为什么会去上海签《发现黄帝内经》，而且还有柯云路老婆陪在旁边？

对此，我非常坦然。这些年，出一本书，让作家各处去签名售书，是出版社普遍运用的一种操作行为。到各个城市和读者见面，和新闻界见面，许多出版社都这样做过，柯云路在《东方的故事》、《超级圈套》、《情商启蒙》出版后，也去过几个城市签名售书。记得有一次签名的时候，旁边正好在签《离开雷锋的日子》，那个雷锋的战友也在一边帮忙签字。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奇怪。但是，1997年《东方的故事》出版后，柯云路在签名时反复表示，今后几年内一般不再搞签名活动。他说：我的书卖得好不好，读者接受不接受，不应该靠我去签不签名。也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通过我去签名，能够多卖一点，但是他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喜欢，而且也耽误时间。如果整天去签名，自己感觉不好。

《发现黄帝内经》出版后，作家出版社多次提出，希望柯云路能到一些城市签签名，一些地方的新华书店也发出邀请，希望柯云路去签名，柯云路断然拒绝了。毕竟他是一位作家，他要集中精力写作。

但是，从出版社来说，还是希望搞一些活动来推动书的发行，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见劝不动柯云路，无奈之中出版社找到了胡万林，几经说服后胡万林同意到上海，说好只在上海停留一天。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礼貌，我出面陪他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报刊上还有一种说法，这本书36.8元，属非法牟利，而且印了12万，可见柯云路赚了多少钱。这真是一种偷天换日的做法。这本书定价多少钱，是作家出版社定的，它也不可能按这个价格批发，销多少册，卖了多少钱，是出版社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是第二个所谓“证据”。

假如说我们拿过胡万林一分钱，我是睡不着觉的。我不是标榜自己的清白，因为这有关做人的人格问题。从1986年《新星》电视剧播出以后，柯云路确实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也确确实实有一些有影响的企业来找过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些文字。现在这种有偿文字是非常普遍的。他们说，哪怕你只到我们企业参观一下，考察一下，你写一点，以你的知名度一发表，都能扩大我们的影响。

但是今天我要说一句话，柯云路至今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有偿文字。关于有偿文字，我们觉得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人愿意这样做我们觉得也没什么，每个人有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但柯云路不写。为什么？他爱惜自己。他只愿意写自己喜欢写的东西，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在这样的舆论炒作面前，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柯云路自1980年开始写作以来，没有写过一个字的有偿文字。在胡万林的问题上也是同样。

还有些报道说，如果柯云路与胡万林没有利益关系，在屡次“营救”胡万林的过程中，柯云路的老婆为什么总是冲在前面？

我不知道这些攻击我们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世界，但我觉得，不能说人的所有行为都只能用经济利益来驱动。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精神的，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我们不会坚持下来。对于胡万林的命运，我们至今仍然是关心的。譬如有媒体说，胡万林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那接应他的女子就是罗雪珂”，其实我当时人在北京，根本不在商丘。再如，1998年10月初“商丘事件”发生后他第一次离开商丘，一些病人打来电话，医院也打来电话问询他的去向，但当时他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一天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人在北京，还想回商丘去，但是他感觉不安全，问我能不能陪他回去？我同意了，就和管谦一起陪胡万林回到商丘。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没有想到的。那段时间甚至许多胡万林的病人都对我有误解，认为我肯定和卫达医院有点什么，所以才愿意陪胡万林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