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道”与“直道”－孔子与鲁迅之一：孔子的“恕道”与鲁迅眼中的“恕道”

忠恕之道乃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夫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而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据他的得意门生曾子说就是忠恕之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第四》）。孔子认为一个人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道德根基之一就是这忠恕之道。所以当子贡问孔子有哪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时，孔子的答复是：“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恕道”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在《论语》中直接言及恕道的篇章虽然不多，但书中却处处渗透着恕道思想，比如《论语》中论及的“温、良、恭、让、宽”以及“犯而勿校”“勿念旧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虽然其中有的话不是孔子说的，但却都体现了孔子的“恕道”思想。孔子确实是“一以贯之”地讲“恕道”。
孔子的“恕道”所追求的是一种至尚的道德理想。由“恕道”构建的道德境界是十分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彼此宽容礼让，温良恭顺，不计较得失，不伤害他人，自己认为不好的事不强加给他人，自己得了好处也要时刻想着他人，相互扶持，彼此关照，互相原谅，人人友善，个个君子。这样的一个社会该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境界啊！孔子怀揣这样一个理想，孜孜不倦地探索，不辞辛苦地到处游说，倡导“恕道”，正人心，淳风俗，努力不懈，用心良苦，精神至伟，令人感佩。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极为向往孔夫子为我们设想这一美好的道德境界。
不过，孔夫子的这个美好的“恕道”，在执着于现实而不耽于空想的鲁迅眼里却并不那么美好。听听鲁迅是怎么说的：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没有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女吊》）。－－在鲁迅看来“恕道”已然成了权势者掩饰罪恶，欺世盗名，行私利己的“护身符”。
“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 ……的大嚷起来。 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曾改悔”。此辈日后一旦得势，又会旧态复萌，“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鲁迅看来善心未必一定能得到善果。善恶不辨，好坏不分，失去原则，仅止于出自“善心”而讲“恕道”，客观上只会纵容坏人，伤害好人，败坏风气，助长邪恶。根本不可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两地书》1925．7．29 ）－－在鲁迅看来“民元革命”半途夭折，正是因为无原则地讲“宽容”即“恕道”而酿成的。这一血的教训，照鲁迅的话来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才悟到的（见《写在《坟》的后面 》 1926．11．11）。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死》 1936．9）。－－鲁迅看逶了那些“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是如何利用“恕道”来窃取美名，欺骗百姓，假“恕道”以行“枉道”的。他在去世前留给后人的这话，对于善良的人们是一个深刻的警示。
……
类似的言论也许还可以从鲁迅的杂文中找到更多，但就是以上这些已足以显示鲁迅对所谓“恕道”是多么反感了。
鲁迅为什么如此反感“恕道”呢？那原因倒也并非出自“恕道”本身。套一句流行语：“恕道是个好东西”。好东西人人喜欢，“恕道”说起来也称得上是一种美德，鲁迅焉能不喜欢？鲁迅之所以喜欢不起来，乃是因为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恕道”并非如孔子所言的那么美好。正如一切道德理想在现实中都会产生变异一样，“恕道”也不例外。鲁迅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所看到的现实中的“恕道”，乃是一个被权力者以及各式各样的伪诈之徒阉割、扭曲、变形了的“恕道”。这个“恕道”几乎已经失去了它本身应有的道德本性，成了“枉道”的护驾者了。鲁迅不是从《论语》中看“恕道”，而是直面严酷现实中的所谓“恕道”，当现实中的“恕道”已然背离了“恕道”的本质意义时，鲁迅还怎么可能喜欢这个所谓“恕道”？
我想，孔子倡导“恕道”的初衷，乃是为了正人心淳风俗，本意还是好的，他老人家绝不会想到把他捧为“圣人”的后人会假借“恕道”行“枉道”。倒霉的孔夫子为此而背黑锅实在有些冤枉。实际上孔子并非是一个只讲“恕道”的好好先生，他在讲“恕道”的同时也讲“直道”；“直道”与“恕道”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互为依存的。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讲“直道”乃是孔子思想的进步方面（《中国哲学的发展》）。然而，后世儒者－－特别是效劳于朝庭的儒者，为了维护治者的利益，维持统治秩序，往往突出强调孔子的“恕道”思想，而有意淡化孔子思想的另一面－－直道，重视宣扬“恕道”而忽视“直道”，很少讲孔子的“直道”，更多的是讲他的“恕道”，甚至将“宽恕”捧为人性的极至境界，无原则地反对一切不“恕”行为，以至使“直道”的社会意义和道德价值难以彰显。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使“恕道”失去了只有与“直道”相伴才能体现的积极价值，畸变而为一种虚伪的道德高论，使孔子倡导“恕道”的原初理想落空。这种失去真实内核的“恕道”，或成为统治者虚伪的说教，借以驯化百姓；或成为伪善者的假面，借以掩饰自己的凶残；或成为卑怯者的遮羞布，借以粉饰自己的怯懦，或成为众多无告者的苟活的借口……。以这样的“恕道”思想滋养出来民众只能是失去正义感的卑怯的群氓；崇尚如此“恕道”的社会也只会是一个假借美名而行邪恶的社会。现实就是极好的见证。眼下虽然如欺世盗名，营私舞弊，权钱交易，奴役百姓等等不“恕”之事屡见不鲜，“恕道”说教仍喋喋不休，好像不讲“恕道”的不是权贵精英反倒是百姓，只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被剥削被压迫的百姓人人都讲“恕道”，中国就会“和谐”大吉。这种说教无论是出于“帮忙”，还是出于善良的愿望，都无助于改变“枉道”孳生的现实。明乎此，你也就明白当年鲁迅为何如此反感权势者以及“正人君子”之流的“恕道”说教了。
公孙卜可 200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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