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日本的耻感文化
(2012-06-08 19: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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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网友就我的博文《电影《柳如是》与“人言可畏”》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
最近有中科院的王和老师给我们上史学理论课,王老师将中国文化归于一种耻感文化,即左右普通中国百姓行为的主要是别人的反映和看法,而将西方文化归于罪感文化。慎独等等只是少数士大夫的一种追求。不知老师是否认可这种说法?
博主回复:2012-06-07 18:36:10[删除]
之前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中国人很重视“耻辱”这个问题,慎独其实也是耻辱问题。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是把耻辱感内化,从而约束自己的心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罪与耻”的关系。西方的原罪强调只有上帝才能解除人的罪,而中国人则把罪归之于人自身。西方的罪是面向上帝的,而中国的罪是面向人和天(而天在中国,实际上可以看成包涵人的自然的整体)我想,关键的差别是在这里吧。
就这个问题,我后来想到了一点,一般来说,提及所谓耻感文化,其代表是日本。在《菊与刀》这本书中,本尼迪克特分析了日本的耻感文化,强调羞耻对于日本人的作用。事实上,无论哪种文化教养出来的人,都会有羞耻意识,没有羞耻意识,相当于没有了“超我”,连基本的文明都不可能存在。有所区别的是耻的作用和表现。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在伦理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本尼迪克特说:““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有的民族中,名誉的含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这里,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实得到解脱。”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犯罪或者错误的严重性要在被人发现,受到指责之后才体现出来,因为此时意味着“失败”!也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失败是难以接受的,伦理上的羞耻是纳入到失败的整体中来理解的。因此,一个人背叛如果被发现了,就要自杀;同样的,战争失败了也要自杀。天涯的网友leebamson曾经分析过日本的国民性格。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国,没有战略纵深,经不起失败,尤其在日本的封建时期,小小的日本居然有几百个领主,每个领主只有很小的土地(比中国的县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次失败就意味着彻底的无路可去,彻底灭亡。因此日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搏命争胜”的态度:武士道精神。对于武士来说,失败=死亡,胜利=生存,在此之间没有模糊地带。在战争的时候,敢于冒险,一击制胜。武士要对失败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在二战的时候会虐待和屠杀俘虏(南京大屠杀也是从屠杀俘虏开始的),这不是因为种族主义,而是他们认为失败者是没有权利生活下去的,他们无法接受俘虏,无论是日本人做俘虏,还是外国人做俘虏。作为一个失败者却依然活下去是巨大耻辱。这种偏激的精神状态与岛国的特殊地缘因素是分不开的。
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人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句也宁人感慨。但是,中国也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样的态度。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回旋余地很多,并不见得一次战败就没有机会反本。曾国藩当年兵败,急得要自杀,被卫兵救下,才有了后来的曾文正公一世伟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同样,中国的仁义和恕道也使我们基本上对俘虏都采取宽待的方式。一代名将白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只因为曾经屠杀俘虏,在史书上难留英名。
就国家文明而言,也是如此。中国曾经多次分裂,多次被北方的入侵者战败,但是笑到最后的始终是中国人,中国是经得起失败的。
欧洲也是如此,虽然欧洲的中世纪贵族们多半领地有限,一次战败可能就丢了土地,但是毕竟欧洲地方大,贵族间的广泛联姻编织了一张巨大家族网络。因此,即使遭遇失败,也不是没有地方可去,也不是完全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贵族和国王之间,多半是有胜有败,大家打得多了,也建立了基本的规矩,对待战败者很少痛下杀手,因为谁都可能有失败的一天,得饶人处且饶人,也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拿破仑两次被打败,都给他留下一条活路,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别人不杀他,他也要自杀。对于欧洲人来说,投降和俘虏并不是什么绝对不可接受的。失败是暂时的,人生是长久的,也是一种能屈能伸的态度。
日本人是能伸不能屈,胜利和失败是绝对的两端。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战争时期,对美国人恨之入骨,一旦承认美国是胜利者,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美国曲弓卑膝,崇拜无比。战争时期,美国是妨碍日本失败的最大障碍,然而,战败之后,美国具有了“胜利者”这个最荣耀的地位,散发出令日本人心醉神迷的光辉。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在战后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并无忏悔之情,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此不配比日本的地位更高。这是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前段时间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其原因是他的父亲跟他说日本投降以后没有受到虐待。这个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匪夷所思,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基本上没有“仁”的概念,没有一个超越于具体的人情关系之上的绝对价值,只有“恩仇”“羞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对概念,因此他们会认为,如果曾经屠杀虐待过中国人,那么中国人作为胜利者是没有理由善待恶毒的“失败者”的。他们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更高层次的仁义和恕道,在一个逼窄的生存空间中,很难培养这样的精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