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某与我是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个班，他弟弟与我是同班同学。但我们作为寄宿生都住在一起，当然吃饭也在一起。我父亲和他父亲也认识，可以说是朋友，都是土改时期出来的干部，我父亲后来在隔壁一个公社工作，他父亲在本地供销社任主任。那时候，供销社的权力大，农村基本物资都靠供销社供应，什么手表、自行车什么的，都要凭票供应。应在郑某身上，最重要的是，每个星期从家里来，都要带一大捆带鱼来，而我们一个星期只带两三只带鱼来，还有就是一罐酸菜，吃饭的时候，郑某就叫我们一起吃，菜不够，就蹭他的，他没有一点怨言。
郑某的爽快，从小就表现了出来。其实，郑某在中学时书还是念得不错的，数学尤其念得好，老师经常在课堂表扬他。有一次，我们在宿舍里谈理想，郑某说，我的理想是长大后，能当这个中学的校长。那时候，觉得校长权力很大，当时也觉得郑某的理想是很宏伟的。现在看，公社中学的校长不过是一个股级干部，是上不了台面的。
由于文革的影响，郑某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而是去了县里办在一个镇的酒厂。郑某在酒厂干了几年，后来出来自己办起了蜡烛厂。那些年，电力不足，城里、镇里经常停电，农村更是大部分地区都是点煤油灯和蜡烛，因此郑某的蜡烛厂销路还是很好的。郑某的蜡烛厂雇佣了一些人，其中一对夫妻个子小小的，听说是他的股东。租在一家房子里。我那时候到一个公社任职，公社所在地就在这个镇，于是有事没事，我就到郑某的厂里玩，厂里也是他的家。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厂里雇佣了一个女的当会计，人长得很漂亮，我就怂恿他说，把这个女的搞到手，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后来，这个女的还是走了，说明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郑某的一只脚有点短，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但没有特别注意，也看不出来。因此，郑某有点自卑。后来，他到农村娶了个妻子，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郑某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子，而且与他妻子的矮小不同，他两个孩子都长得比较高大和帅气，都考上了大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电力供应越来越充足，蜡烛的作用越来越小，郑某的蜡烛厂不得不倒闭。他后来又和人办起了电机冲片厂和旅社，但这些利润都有限，只够供应他小家庭的开销，和两个孩子的念书费用。
在镇里，我买了一块可以做店面的地，后来我调离了公社，镇里一直催着建设，我就叫妻子去监工，妻子没地方住，就住在郑某的家里，妻子说，当时在他家里，晚上没事，就哄着他小孩子玩，他小孩子也喜欢我抱他，他小孩子很可爱，至今记得。郑某的家，原来在万寿寺一边，因为三角形不太方正，后来卖掉，买了公路边的新家，留了四层五层自住，二层三层开旅社，一层两个店面租给人家。有了这些收入，郑某的家里日子也好过了些。
某一年，我到市里工作以后，县里兴起了农业综合开发的热潮。郑某也跃跃欲试，到市里来与我联系，说已联系了几个人，准备搞养鱼，叫我也出一股三万块钱，他说肯定有钱赚的。我刚好手头有点余钱，而且政策也允许，就加入了他养鱼的行列。他到家乡附近租了十几亩田，雇了挖掘机把田挖开，引进了附近的山泉水，买了鱼苗，就开始养鱼，在旁边建了一个小木屋，雇了他大舅子来照看。小鱼开始还好，到了一年后，鱼苗中等大了，吃饲料就比较厉害，一个月吃饲料都要一两万块钱。而且鱼苗中等大了，一些熟人或机关单位有权力的人，
就开始觊觎，他们借钓鱼的名义，到鱼塘里钓鱼，临了给你算钱，而郑某是个爽快的人，他不敢收也不会收。这样长年累月，这一块损失蛮大的。而鱼到市场上，一斤也只有三五块钱。本地人喜欢的是海鱼，对淡水鱼不感冒，这样鱼的销售速度就不快，拖一天，饲料等的成本就增加。
我有时星期天没事，就带了全家人到鱼塘看鱼，看着鱼一天天长大，心里也很高兴；对鱼一天要吃那么多饲料，心里也发愁。由于山泉水没有营养物质，鱼长大的速度比别人的慢，这样就更增加了投入。
世事不经不知难。两年后，鱼全卖出去了，但一结算，也亏了一些钱。这些亏损的钱，只好各股东自己分头承担，大家也没有话说。对于郑某的人格，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他不会在其中做手脚。郑某只好从经营的旅社和冲片厂赚的钱来弥补。
以后只有过年过节回到县里时，或有事绕道到镇里时去看看他，他的事业也没什么拓展，只有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才是他最大的成就。
一年前，听说郑某得了脑溢血到省城去看病了，后来又听说他妻子为了照顾刚生下来的孙子，把他送到敬老院了。因为到省城去看他不方便，所以想去看他的念头也便搁了下来。一年后，听说他已从省城回到镇里了，便动了去看他的念头。
这天，阳光明媚。到镇里时，镇里和平常没有两样，一样的人来人往，商旅云集。郑某的房子就在街边，从紧关的边门进去，一楼没有人，走上楼梯，看见二楼仍没有人，我叫起了郑某妻子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从二楼的过道里转出一个人连同一张转椅，郑某坐在转椅上，正被妻子缓缓地推出，淡淡的阳光打在郑某脸颊上，脸颊显得蜡黄而且呆滞，一边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一边眼睛还会转动，他妻子和他说，某某来看你了，你知道吗？
他呆滞地点了点头。他妻子说，自从生病后，把他带到省城，看他好了一点，而且孙子刚生又没人带，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我去带孙子，想不到他越来越严重。这之前，他就有症状，他又抽烟，又喝酒，又熬夜，去医院做过脑CT，医生说，他六十多岁的脑血管和八十多岁的相似。去省城前，躺在床上，他就说一边的手脚不能动弹了，说话也结结巴巴了。现在这个样子，一方面是我们没照顾好，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平时不注意的结果。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直在叹气，能责怪谁呢？似乎谁都有责任，似乎谁都没责任。
从他家里走出，回到市里，我的心里仍常常缭绕着一股抑塞感，为着郑某，也为着所有需要关照的老人。
同学郑某
郑某与我是中学的同学。他比我高一个班，他弟弟与我是同班同学。但我们作为寄宿生都住在一起，当然吃饭也在一起。我父亲和他父亲也认识，可以说是朋友，都是土改时期出来的干部，我父亲后来在隔壁一个公社工作，他父亲在本地供销社任主任。那时候，供销社的权力大，农村基本物资都靠供销社供应，什么手表、自行车什么的，都要凭票供应。应在郑某身上，最重要的是，每个星期从家里来，都要带一大捆带鱼来，而我们一个星期只带两三只带鱼来，还有就是一罐酸菜，吃饭的时候，郑某就叫我们一起吃，菜不够，就蹭他的，他没有一点怨言。
郑某的爽快，从小就表现了出来。其实，郑某在中学时书还是念得不错的，数学尤其念得好，老师经常在课堂表扬他。有一次，我们在宿舍里谈理想，郑某说，我的理想是长大后，能当这个中学的校长。那时候，觉得校长权力很大，当时也觉得郑某的理想是很宏伟的。现在看，公社中学的校长不过是一个股级干部，是上不了台面的。
由于文革的影响，郑某最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而是去了县里办在一个镇的酒厂。郑某在酒厂干了几年，后来出来自己办起了蜡烛厂。那些年，电力不足，城里、镇里经常停电，农村更是大部分地区都是点煤油灯和蜡烛，因此郑某的蜡烛厂销路还是很好的。郑某的蜡烛厂雇佣了一些人，其中一对夫妻个子小小的，听说是他的股东。租在一家房子里。我那时候到一个公社任职，公社所在地就在这个镇，于是有事没事，我就到郑某的厂里玩，厂里也是他的家。那时他还没有结婚，厂里雇佣了一个女的当会计，人长得很漂亮，我就怂恿他说，把这个女的搞到手，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后来，这个女的还是走了，说明他的计划没有成功。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郑某的一只脚有点短，走起路来有点高低，但没有特别注意，也看不出来。因此，郑某有点自卑。后来，他到农村娶了个妻子，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郑某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子，而且与他妻子的矮小不同，他两个孩子都长得比较高大和帅气，都考上了大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电力供应越来越充足，蜡烛的作用越来越小，郑某的蜡烛厂不得不倒闭。他后来又和人办起了电机冲片厂和旅社，但这些利润都有限，只够供应他小家庭的开销，和两个孩子的念书费用。
在镇里，我买了一块可以做店面的地，后来我调离了公社，镇里一直催着建设，我就叫妻子去监工，妻子没地方住，就住在郑某的家里，妻子说，当时在他家里，晚上没事，就哄着他小孩子玩，他小孩子也喜欢我抱他，他小孩子很可爱，至今记得。郑某的家，原来在万寿寺一边，因为三角形不太方正，后来卖掉，买了公路边的新家，留了四层五层自住，二层三层开旅社，一层两个店面租给人家。有了这些收入，郑某的家里日子也好过了些。
某一年，我到市里工作以后，县里兴起了农业综合开发的热潮。郑某也跃跃欲试，到市里来与我联系，说已联系了几个人，准备搞养鱼，叫我也出一股三万块钱，他说肯定有钱赚的。我刚好手头有点余钱，而且政策也允许，就加入了他养鱼的行列。他到家乡附近租了十几亩田，雇了挖掘机把田挖开，引进了附近的山泉水，买了鱼苗，就开始养鱼，在旁边建了一个小木屋，雇了他大舅子来照看。小鱼开始还好，到了一年后，鱼苗中等大了，吃饲料就比较厉害，一个月吃饲料都要一两万块钱。而且鱼苗中等大了，一些熟人或机关单位有权力的人， 就开始觊觎，他们借钓鱼的名义，到鱼塘里钓鱼，临了给你算钱，而郑某是个爽快的人，他不敢收也不会收。这样长年累月，这一块损失蛮大的。而鱼到市场上，一斤也只有三五块钱。本地人喜欢的是海鱼，对淡水鱼不感冒，这样鱼的销售速度就不快，拖一天，饲料等的成本就增加。
我有时星期天没事，就带了全家人到鱼塘看鱼，看着鱼一天天长大，心里也很高兴；对鱼一天要吃那么多饲料，心里也发愁。由于山泉水没有营养物质，鱼长大的速度比别人的慢，这样就更增加了投入。
世事不经不知难。两年后，鱼全卖出去了，但一结算，也亏了一些钱。这些亏损的钱，只好各股东自己分头承担，大家也没有话说。对于郑某的人格，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他不会在其中做手脚。郑某只好从经营的旅社和冲片厂赚的钱来弥补。
以后只有过年过节回到县里时，或有事绕道到镇里时去看看他，他的事业也没什么拓展，只有两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才是他最大的成就。
一年前，听说郑某得了脑溢血到省城去看病了，后来又听说他妻子为了照顾刚生下来的孙子，把他送到敬老院了。因为到省城去看他不方便，所以想去看他的念头也便搁了下来。一年后，听说他已从省城回到镇里了，便动了去看他的念头。
这天，阳光明媚。到镇里时，镇里和平常没有两样，一样的人来人往，商旅云集。郑某的房子就在街边，从紧关的边门进去，一楼没有人，走上楼梯，看见二楼仍没有人，我叫起了郑某妻子的名字，过了一会儿，从二楼的过道里转出一个人连同一张转椅，郑某坐在转椅上，正被妻子缓缓地推出，淡淡的阳光打在郑某脸颊上，脸颊显得蜡黄而且呆滞，一边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一边眼睛还会转动，他妻子和他说，某某来看你了，你知道吗？ 他呆滞地点了点头。他妻子说，自从生病后，把他带到省城，看他好了一点，而且孙子刚生又没人带，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我去带孙子，想不到他越来越严重。这之前，他就有症状，他又抽烟，又喝酒，又熬夜，去医院做过脑CT，医生说，他六十多岁的脑血管和八十多岁的相似。去省城前，躺在床上，他就说一边的手脚不能动弹了，说话也结结巴巴了。现在这个样子，一方面是我们没照顾好，一方面也是他自己平时不注意的结果。看着他的样子，我心里直在叹气，能责怪谁呢？似乎谁都有责任，似乎谁都没责任。
从他家里走出，回到市里，我的心里仍常常缭绕着一股抑塞感，为着郑某，也为着所有需要关照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