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案该不该以道德定罪？

药家鑫案开庭审理后，对于公众，讨论最多的是药家鑫该不该死。很多人给的评论是：此人不死，天理不容；社会公害，坚决枪毙；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甭管什么原因，恶劣的故意杀人就是该死等等此类言论，都是以道德为标准讨论这件事的。道德里含有人情和主观感情，而当讨论“药家鑫该不该死”的问题上，已经超出了道德范畴触及到了法律，在法律里，没有该不该，只有证据和定罪。

法律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科目，法律所规定的罪名，应当也必须是以证据作为定罪处罚的唯一依据，因此其认定有其特殊规则，有别于大众潜意识的认识和看法。对于公众来说，大多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为一个人定罪，但一个人既站在了法庭上，就没有该不该，法律上必有他该承受的罪刑。

有人担心会现行为属于犯罪甚至应该判处死刑的案件，法院裁判时也可能会出现判无罪的情形，从而使他们认为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只有重判才能判定一个人的罪大恶极吗？很多国家没有死刑，能说这个国家就没有罪大恶极的人吗？法律的强硬，也在于没有事实，没有人情，没有道德，讲求证据，有法必依。

死刑并不是对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的极端惩罚。很多国家取消死刑并不以为这是对犯罪分子纵容。“对犯罪分子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为被告辩护的律师该不该被骂？

   在此案中，为药家鑫辩护的律师也是众人指骂的对象，随之被冠上“讼棍”、“没人性”、“禽兽不如”等字眼。在一个人人高喊权利的社会，你有什么权利剥夺任何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法律还没有判决定罪之前，他的罪恶和行为的恶劣，都是在道德的标准下定义的，不应该一道的干涉法律的权利。

   而作为律师，他的职责是为任何一个人维护权利。当他是律师是，必须放弃个人情感，和内心的道德原则，他面对的是法律而不是道的人心，否则法将不法。这是一个律师真正应该做的，众人不应以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来攻击一个人的道德良知。

给大家讲一部曾看过的电视剧的结局：日本人让一个中国军医为一个的日本军官做手术取出子弹。这个日本军官曾杀害过这位中国军医的亲人，但这位军医还是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为这位日本军官做手术。完成手术之后，这位中国军医说：“医生该做的我做完了。该做一个中国人该做的事了。”说完拿起手术刀杀了这个日本军官。

该如何看待被告提供的证据？

   辩护律师建议法庭对药家鑫从宽处理，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药家鑫属激情杀人；二是药家鑫是在校大学生，过往无污点；三是药家鑫有自首情节。

什么是激情杀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就此案来看，被撞的受害人并没有对行为人产生什么严重过错，都是行为人主观臆测产生恐惧形成的过激行为。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的控制能力。对此，我想只要不是蓄谋已久的谋杀，都不可能在情绪非常好，并能清晰辨别自己行为，控制自己能力的情况下杀人。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什么是激愤？激愤的反义词是平静，任何人能在平静的状态下杀人，那就是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就算蓄谋，作案时也不会平静，除非是惯犯。对于杀人犯来说，激愤不是精神状态，更像是必要的杀人工具。没有它，杀不了人。

据说药家鑫当时的杀人动机是：怕农村人难缠。那时候还能想到这一点，可想他还能进行思考和行为判断。所以看不出他是什么激情杀人。

被告律师向法庭提交了3份证据，第一份证据是两份报纸。第一份报纸上有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第二份报纸上有其父母向受害人家属下跪的报道，证明被告有悔罪态度；第二份证据是上学期间的13张奖状和获奖证明，证明案发前在社会上表现一直良好；第三份证据是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两份报纸只能代表人情，受害人家属都没有原谅，法律更谈不上要算上这人情。上学期间的奖状和获奖证明，说明他智商没问题，并具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和学识，应该是一个知法懂法的人。那么他在撞人后又故意杀人，只能说明他明知后果而为之，说他故意杀人不为过。至于请愿书，我想每个死刑犯都有后悔的时候，至少在面对枪决的前一刻，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时候若改判无期，他绝对哭天喊地的谢爷爷谢奶奶。但不是每一个错误都能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任。

公众该如何对待此案？

   也许是因为前有“李刚门”的事件，让公众怀疑司法的公正性已不再相信法律的权威，不得不用道德去定罪一个人。用舆论的压力想让案件得到更公正的审判，让受害者及其家属能多得到一点点的安慰。但最终的审判结果和刑事责任毕竟我们无法高于法律，至于该不该死的问题，放置道德的判决上，别说死刑，他早已被众人炮烙成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