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笔者从2009年09月04日《文学报》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余秋雨先生今年8月18日在上海市文联“海上文化论坛”上纵论“中国文化形态”时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有很多毛病，其中之一就是不在乎实证，中国人特别喜欢听谣言，而且通过中国文化的方式你找不到辟谣的程序，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化问题。

    如果单纯地讲文化问题，笔者实在不敢在余先生面前班门弄斧，仅其随便拿出《文化苦旅》、《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等专著来，就可足以唬倒不知多少仰慕者。说实话，笔者也是一直很敬佩余先生的学识的。可是如果讲“中国文化”问题，而且假如真的像余先生将“中国人特喜欢听谣言”概括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话，那么笔者真的不敢苟同。其原因不仅笔者要为“中国人”、也为自己讨回公道，而且应该还“中国文化”以本来面目，“特喜欢听谣言”的并不是“中国人”，只能说“中国人”中的某些人，请余先生千万不要混淆了这个逻辑概念，更不要以文化人的身份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妄加框定。

    当然，对于学术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这个本来就大得几乎不着边际的问题进行探讨，谁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高见，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在大学时期，笔者曾经接触过不少国学巨擘，涉猎过一些中西文化，感觉到中西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既有闪光点，也有糟粕处，绝不能带着偏颇之心去解读中国文化。否则，就会犯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的错误，容易辱没光耀千秋的中国文化。

    从余先生对“中国文化”存在的“毛病”分析看，笔者觉得余先生有意无意间混淆了“中国文化”与国民劣根性二者之间的概念。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和批判，笔者以为有两位大师很具代表性。一位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描述主要反映在其杂文集《中国人》中，该书通过一些寓言故事从不同侧面抨击了某些“中国人”处世圆滑、明哲保身等等“毛病”；另一位是被誉为“民族魂”、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他对国民劣根性的描述和批判集中在《药》、《阿Q正传》等作品里，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个别“中国人”任人宰割而麻木不仁，用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等。当然，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可以列举很多，但作为名冠中西的学者，余先生就不能武断地将国民的劣根性说成是“中国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