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自己捐，我愿意。但我不想通过这种形式捐钱。”电话这头我略带生气的抱怨道。“海洋啊，你不想交吗？就五块钱！”电话那头班长调侃说。我自然不会傻到为了这点事给自己带个“葛朗台”的帽子。故事发生于2008年5月的某一天，当时汶川地震刚过，举国悲痛。中央决定每个人加收五元特殊党费，支援汶川。生活委员来收钱时，我还在看报纸上关于汶川的报道。

“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什么特殊党费。”我很不乐意交这五元钱。并不是我在乎这点钱，汶川地震，我很伤心。每日看到痛苦的表情被放大到报纸上，我很悲痛。自己的衣服捐了，钱也捐了。但我仍无法接受这特殊党费。一个电话打给班长，就开始抱怨起来。

“真是的，怎么这样啊！这种强制的捐助，太不像话了！”和班长挂了电话，我继续着抱怨。同寝室的室友没有什么反映，我的愤怒没有了同仇敌忾之心，只能无奈睡去。第二天和其他同学说起此事，竟找不到“共鸣”。许多人都觉得没什么，收就收，五元钱也不是很多。再说是捐助灾区，应该的。这件事让我很是诧异。“莫非真是我错了？”我心想。

两年后的3月3日，一个偶然的采访让我找到了答案。

对象是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教授贾西津，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民间组织走上建设社会的舞台。我们很谈的来，从洛克的公民社会到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能谈的都谈了。

“国家动员破坏了志愿精神，从数量上看很有效。你自己想捐钱时，你有你的选择性和途径，你有选择性后你就有了问责。国家动员，我们只是满足了‘我们捐了’，但不关心这个捐款去了哪里？我们的特殊党费去哪了，从来没有人去问。我们去年做了研究，百分之八十的捐助又回到了政府。”听了我的故事后，贾老师说。

想想从小多大，学校组织的各种捐款不下二十次。可是我们自愿捐的又有几次呢？大部分情况是我们“被”捐款。读小学时偶尔也想过我们捐的钱去哪了，远方的小朋友是否收到了我捐的钱。时间久了，我也不再去想了。没有一个人去关注自己钱的去向，也没有哪个被捐助者站出来说“钱收到了”。就这样捐款变得越来越麻木，渐渐我舍不得自己手中的这点钱，以前捐的钱实在没看到什么效果，现在再捐款就变得“怠慢”。

政府该做的是那些公民本身做不了的事情。公民是主体，为自己负责，能与人合作，有理性。政府工作的目的是让个人得到更好的全面的发展。中国几千年的王权统治，让人民已经习惯“被管理”。有事找政府，有大冤情就上书总理，人们的思维变得依赖政府，变得狭窄。

“民间组织的工作是不是替代了本该是政府该做的工作？”我很好奇这个问题。

“这句话应该反过来问，是不是政府替代了本该是公民自己做的工作。”贾老师笑着说，“一件事情，我们先是自己去做，自己做不了的再去找政府去做。我们现在依靠一个强大的管理系统，每个人都需要管理，但再大的管理系统也不能保证管理到每个人的方方面面。如果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负责的，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懂得和别人合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节约多少资源啊！”

贾老师一番话有醍醐灌顶之效。小公民的本能或许在某些方面就给大政府的服务给出了指向标，只是这些有本能的小公民并不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