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东土司官寨马头寨及底窝总管府沿革规制考

——兼谈水东文化的兴衰

何先龙

    开阳禾丰马头寨始建于宋代，元代为底窝紫江等处治所，故名底窝寨，最早为杨黄族居住，又名杨黄寨；明代为底窝马头治所而改名马头寨至今。底窝紫江总管府始建于元初，明初扩建为底窝马头衙署，其建筑规制既仿明代流官府衙规制，又吸收了布依等民族的文化因素，与明代贵州宣慰司署和思南府署等规制基本相同，具有汉族衙门建筑与布依文化互相融合的贵州山区地域文化特征。水东文化是布依文化与苗汉文化等经过千余年相互交融而形成的独特地域文化，以儒家和谐文化为核心，以民族融合为本质，唐宋元发端于开阳，元末明初形成于贵阳，明代中后期鼎盛于乌当洪边，明代后期衰败于洪边。

一、禾丰马头寨建制沿革

    禾丰马头寨，唐宋蛮州地，元底窝紫江等处。《元史》管番民总管府有底窝紫江等处，顺元等处军民宣抚司有纳坝紫江等处，底窝紫江等处治今开阳县禾丰乡马头村马头寨，元明时期又叫底窝寨，因为其地为四面环山的封闭小盆地，地形如窝而得名；由于最早为杨黄族居住，故名杨黄寨；明代为底窝马头驻地又改名马头寨至今。民国《开阳县志稿·水利》：“底窝坝稻田，土质肥沃。地势平坦，为全县仅有之平畴，合计平地及两山稻田不下六千亩。”^{[1]（P303）}故底窝坝清代号称开阳粮仓，民间因此俗称底窝坝为“米窝坝”。纳坝紫江等处治今修文县六屯乡三寨村腊鲊坝，辖地为今修文县六屯乡三寨村、独山村，久长镇清水村与扎佐镇三里村和大河村一带。元代光州治今修文县六屯乡星中村光斗河。《贵阳府志》考证，紫江即今修文、开阳桃源河、光斗河、清龙河、南江和鱼梁河（统称南江）的总称。故元代在紫江流域设置有底窝紫江等处、纳坝紫江等处和光州三个从五品下州行政管区划。

   明初，宋德茂随军征黔，因军功先后授副总府、蛮夷招讨（从五品）等职，其墓在修文县久长镇清水村洗马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重立墓碑。清水正是南江主源桃源河发源地，明初已设清水铺驻军镇守，成为交通要冲。明初最早镇守清水铺的就是宋德茂，他在奉命入黔后率军驻守位于扎佐铺和洛邦铺之间的军事交通要地清水铺；站稳脚跟后即顺紫江而下，先后攻占纳坝紫江等处和底窝紫江等处，占领了黔中紫江流域富饶肥沃的清水、腊鲊坝、底窝坝和洗泥坝四个大坝上万亩肥田沃土，同时在与水东朱砂开采中心白马和清水铺毗邻的谷龙寨开办水银厂发展经济。万历《贵州通志·宣慰使司·方产》“按旧志，谷龙有水银厂，税银四十四两，见今停革。”^[2]（P95）洪武五年（1372）水东宋钦任贵州宣慰使后委任宋德茂任底窝马头，宣德时宋斌又委任宋德茂代管葛马、开科和底窝等六马地。明初宋德茂以底窝总管兼底窝马头坐镇底窝，拥有紫江流域上万亩良田沃土和谷龙水银厂，辖有开科等六马地，为其明初新建底窝总管府衙门提供了经济基础。崇祯三年（1630），水东宋万化和宋嗣殷随水西安邦彦反叛被剿灭，水东十二马头大部改设开州，底窝马头寨改为开州廉里治所；清代沿袭之，清末新政时改廉里为南区，马头寨为南区治所；民国时政区屡有变更，马头寨先为一区底窝总甲住所，1930年改为三区禾丰乡治所；1949年以后为禾丰乡（公社）治所，1957年后为马头村驻所至今。

二、底窝总管府建制沿革

   民国《开阳县志稿·土司》：“宋氏衙署在同知衙，即蛮州治，后移底窝坝，又移大羊场，再移杨黄寨，即今开阳县治。宋万化附安邦彦叛，革其职，以其地置开州，以杨黄寨为州城。”^{[1]（P103）}因此，水东宋氏衙门唐宋元时期都在同知衙，明初奉命迁贵阳（今贵阳市喷水池偏南），洪熙元年（1425）迁洪边寨（今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寨镇）。成化末宋然一度以底窝总管府为临时衙署，著名诗人宋昱（宋然之叔）曾到底窝总管府并作《过底窝呈友人》诗：“猎猎柠波破紫烟，郊关一望满旌旃。英雄已有周公瑾，倜傥宁无鲁仲连。羌管落梅凄夜月，雕弓射雁堕秋田。清歌妙舞家家醉，闲向新知说往年。”正德初宋然把衙署迁陈湖大羊场（今开阳县龙岗镇），正德五年（1510）宋然被阿贾等起义攻毁大羊场衙署后迁回洪边寨，明末宋万化父子反明时洪边衙署被明军攻毁，宋嗣殷再次以底窝总管府为临时衙署，旋即迁杨黄寨（今开阳县城）。

    明代底窝总管府是宋德茂在元代底窝紫江总管府基础上扩建增修的土司衙署，即底窝马头衙门。《元史·地理六》：“至元二十年（1283年），四川行省讨平九溪十八洞，以其酋长赴阙，定其地之可以设官与其人之可以为官者，大处为州，小处为县，并立总管府，并听顺元路宣慰司节制。”其中，管番民总管府所属“底窝紫江等处”治所杨黄寨就是今马头寨，马头寨后部台地上宋光海私宅处古名大朝门，禾丰一带人人皆知，大朝门正是民间对衙门的俗称。按《元史》，至元二十年（1283）设置底窝紫江等处时就在大朝门新建总管府。《元史·成宗三》：大德五年（1301）六月“丙戌，宋隆济率猫、狫、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壬辰，宋隆济攻贵州，知州张怀德战死。”《新元史·八番顺元诸蛮》：“宋隆济，雍真葛蛮土官也。大德五年叛……六月，隆济构木楼等族作乱。其侄腊月宋六分勒斤等告也里千使为备，也里千遂避于底窝杨黄砦。明日，隆济率腊月弟不奴部家童农歹洛中段剌答洛忙中等五百人攻杨黄寨，烧雍真总管府廨舍……又有紫江贼助兵四千破杨黄寨，也里千走，掠去总管府印，杀也里千奴阿麻、妻忙葛龙等。”^{[3]（P504）}元代水东有三个杨黄寨，一个为雍真杨黄寨（今开阳县城），一个为底窝杨黄上寨（今禾丰马头寨），另一个是底窝杨黄下寨（今禾丰杨方寨）。宋隆济抗元时，先从雍真葛蛮（今开阳县双流镇）率五百人攻雍真杨黄寨，雍真总管府达鲁花赤（蒙古或色目掌印官）也里千先得知宋隆济反的消息，便携带官印逃到底窝杨黄上寨总管府避难，紫江四千多各族人民起义响应宋隆济攻毁底窝杨黄上寨总管府，也里千侥幸逃脱，但其妻忙葛龙等被杀，其所带“雍真等处蛮夷管民官印”被义军缴获（铜印，1982年在黔西县发现，现藏于黔西县文管所）。杨黄上寨总管府被攻毁后，土著大姓雷氏任底窝紫江总管并把土官衙署迁到杨黄下寨（今杨方寨），明代杨黄上寨更名马头寨后，杨黄下寨即改名杨黄寨，民国易名杨汪寨，1950年代又改名杨方寨至今。“雍真等处蛮夷管民官印”不仅是元朝在水东设治的历史物证，也是马头寨大朝门曾为元代底窝紫江总管府的重要见证。元代底窝紫江总管府最先是土司私邸兼作衙门，规模不大。

三、底窝总管府建筑规制

    《明史·土司》：“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世袭，其土官衙号曰宣慰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多寡，分尊卑之等差。”宋德茂从洪武二年（1369）坐镇清水铺开始，就尽力开发白马一带的朱砂矿提炼水银，并全力发展紫江流域农业生产，很快积累了大量财富。从洪武五年兼任底窝马头后，即开始增修扩建底窝总管府，经过两代人50多年的努力，直到正统初底窝总管府才最后建成。

底窝总管府建成后，一直是底窝宋氏的马头衙门，成化末和崇祯时，底窝马头衙署两度成为水东宋氏的临时私衙。崇祯四年（1631）以洪边马头中的开科、底窝等六马置开州，底窝马头宋矩随之革除，底窝总管府成为廉里治所，廉里总甲许氏依然自称“总爷”或“总府”（见马头寨现存崇祯十七年地契），仍在总管府办公。清末咸同战乱时，底窝总管府毁于战火，但基址犹存。

    清末 “本县始分全境为五区，附郭曰中区……翁朵（今南龙乡）曰南区，有廉、弟二里地……每区设乡正一人，其下曰总甲、曰甲长、曰牌长。”^{[1]（P315）}底窝坝属南区，马头寨为底窝总甲驻地，总甲公署就在大朝门。民国前期，开阳各区历有撤并，“各区初设团练长，继称团防局长及正副区长，后又改称正副团总……区以下曰保董（总甲）、曰甲长（里长）、曰牌长（乡约）”。清末明初，底窝宋氏后裔宋荣宗（七大爷）外出避乱回到底窝后在大朝门重建了宋氏私宅（七大爷宅），同时宋荣昌（八大爷）也回马头寨，新建了私宅（八大爷宅）并建有团防局，宋荣昌任第三区底窝保董并在马头寨大朝门办公；1930年马头寨改为第三区禾丰乡驻地，乡政府设在大朝门。1935年后，再改联保制，马头寨为第一区禾清紫三乡镇联保驻地，联保公署仍设在大朝门，马头寨人涂希莲任联保主任。1949年11月开阳解放后，马头寨系第一区禾丰乡人民政府驻地，乡政府设在大朝门，马头寨人穆华莲任乡长并在大朝门办公；1957年后，马头寨又先后作为马头大队和马头村驻地，大朝门成为马头大队（村）公所。

    明清土司只要得到中央认可，就对所辖土地、财产和人民具有自治管理和生杀大权。故《明会要》和《大清会要》等对土司衙门规制均无明确记载。从现存土司衙门看，明清土司衙门多仿府、州、县流官衙门规制。

元明时期，西南土司衙门密布，可惜经过从明代到清末陆续改土归流，加上数百年战乱频仍和自然损毁，现存土司衙门已屈指可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广西忻城壮族莫氏土司县衙、云南梁河县傣族南甸宣抚司衙和孟连县傣族孟连宣抚司衙、四川省马尔康县卓克基藏族土司衙门、湖南永顺县苗族土司衙门遗址等。明清贵州同样土司林立，按弘志、万志和《明史》等，除了安宋田杨四大土司5个宣慰司外，还有土同知3个、安抚司5个、土巡检司6个、土判官2个、土百户3个、土推官1个、长官司86个、副长官司38个，加上贵州宣慰司实质上为水东宋氏、水西安氏和沙溪同知安氏3个独立土司，故明代贵州至少有90多个独立土司，加上水西48目、水东12马头、播州杨氏所辖安抚司、长官司、土千户和长官司，以及安顺西堡12枝、永宁州（今关岭）10马等非独立土司，明代贵州土司总数有200余个。清代贵州土司有增无减，按《清史稿》统计全省共有90个独立土司，包括水西宣慰司，以及62个长官司和27个副长官司；按《黔南职方纪略》统计则贵州土司总数达213个，包括土通判、土推官和土吏目各1个，土同知、土巡检和土主簿各2个，土县丞4个，土司土弁200个（其中贵阳府70、安顺府14、兴义府和石阡府各1、平越府6、思州府7、镇远府32、思南府10、铜仁府4、都匀府30、黎平府25）。故贵州明代有土衙200多个，清代增至213个以上。可惜历经变乱，包括明代水东宋氏、水西安氏、播州杨氏及思州和思南田氏五个宣慰司署在内的200多个土司衙门早已毁而无迹。国内现存最重要的土司遗址为贵州遵义海龙屯遗址、湖北咸丰唐崖土司遗址、湖北鹤峰容美土司遗址和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均列入国保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后备名单。禾丰底窝总管府遗址不仅是贵州现存唯一的国保级土司衙门遗址，而且也是国内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土司官寨和唯一的布依族土司衙门遗址，衙门建筑虽已毁于战乱，但基址犹存，规制有迹可循。

根据现存史料，马头寨底窝总管府衙门也是仿府衙而建，而与马头寨底窝总管府建于同一时期、史籍有确载且规制相当的明代贵州土衙有贵州宣慰使司署和以思南宣慰司署改建的思南府衙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土司衙署包括云南梁河南甸宣抚司署、孟连县孟连宣抚司署和广西忻城土县衙，均列入国保，其中梁河南甸宣抚司署与马头寨总管府都是明清从五品土衙，故规制相似。弘志卷一《贵州宣慰使司》引《都御使孔镛记》说：“今宣慰使安贵荣宋然同知安约复新之有仍有改而厅事后堂仪门左右两庑仍其旧而为之也 如大门牌坊皆改其旧而为之也肇工于成化九年辛丑二月……”^[4](p18)嘉靖《思南府志》卷首附有思南府署图，卷二《建置志》：“府署旧思南宣慰司署永乐十一年田氏革去后 因改建焉”。 ^[5](p504)因此，思南府署是在明初思南宣慰司衙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府衙，府衙后仍保存有田土官宅，由此可知明代宣慰司衙和府衙规制大致相同。明初宋德茂势力强盛，又得到水东宋氏支持，故底窝总管府与明代思南府署、贵州宣慰司署等规制也大致相同。根据2008年对马头寨总管府基址进行实地勘测的结果，结合明代贵州宣慰司衙和思南府衙及现存明清南甸宣抚司署等衙门规制和建筑布局分析，马头寨总管府占地万余平方，也是仿明代府衙规制建成，从南向北依山就势而建，前后依次为大门、差役房和仪门等组成的一进院；正堂（大朝门）、照壁和两厢、官守厅、牌坊等组成的二进院；议事厅（厅事）、照壁和两厢组成的三进院；土司住宅正房、会客厅和两厢等组成的四进院；以及粮仓、私塾、戏楼、酒房和后花园等。

四、水东文化的兴衰

（一）水东文化发祥于开阳

    从史前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和马头寨现存文化遗迹四方面看，开阳都是水东文化的发祥地。

    从史前文化方面看，水东地区陆续发现了开阳打儿窝和长顺神仙洞等旧石器文化遗址，平坝飞虎山、清镇仙人洞和乌当猫猫山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存数十处，但目前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取得重大成果并最能代表水东史前文化特征的只有开阳打儿窝遗址；而开阳高寨乡幺佬寨遗址是目前水东唯一出土距今1.5五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牙化石的古遗址。2003年贵州省考古所对贵开二级公路沿线开展文物调查时，在开阳县南江乡苗寨村南江河南岸发现了打儿窝遗址，贵州考古所与开阳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考古发掘，是水东地区目前唯一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址，经中科院有关专家据已发掘的4米多深的18个文化层初步论证，无论是出土文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还是发掘深度与规模，在水东考古文化史上都是空前的，各文化层从上到下大致时代为宋明—东汉—新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即大致距今700～27500年，出土文物包括数万件石器、骨器、动物碎骨、陶片及东汉“剪轮钱”、明代青花瓷片等，其中，圆圈纹陶片及已灭绝的中国犀牛和巨貘化石等在贵州属首次发现。出于安全考虑，2003年发掘并未到底。2010年，中科院古人类与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重新申请立项，由国内旧石器文化权威专家、研究员高星任领队，再次由中科院、贵州考古所和开阳文管所组成联合考古队，重新发掘，至今发掘工作仍在进行，出土文物仍层出不穷，预计发掘工作还将持续数年。打儿窝遗址是目前水东地区历史最悠久、出土文物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新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最显著的史前文化遗址，是水东史前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研究贵州新旧石器过渡时期的史前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幺佬寨遗址1985年发现，出土距今1-1.5五年前旧石器时代人牙化石四枚，并留有患龋齿痕迹，不仅把贵州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范围扩展到贵阳以东清水河流域，还是目前人类患龋齿的最早历史遗物。打儿窝遗址和幺佬寨遗址都证明开阳是水东史前文化的发祥地。

    从宗教文化方面看，开阳是水东宗教文化的发源地。高寨乡平寨村的画马崖是秦汉时期水东布依先民骆越人马图腾的文化遗迹，也是水东原始宗教的源头。云贵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唐宋时期已有汉传佛教随儒学传入，具有儒佛合一的特点。元李京《云南志略》：“故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为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诏所立文庙，蛮目为汉佛。”可见唐代云南佛教最早是随汉字书法传入并具有儒佛合一特点。宋元之际水东佛教也是儒佛合一，开阳双流镇有水东最早的佛寺宋代乖西山高峰寺和元初灵泉寺，比贵阳始建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的最早寺观大兴寺和大道观都要早数十年，是水东最早的佛寺，宋末元初有儒士鲁朗隐居于高峰寺读书，水东佛教和儒学几乎同时传入，高峰寺既是水东佛教的发祥地，也是水东最早的儒家文化传播阵地。

从历史建制方面看，西晋太康四年（283）置牂牁郡万寿县于今开阳县双流镇刘育村老董场万寿山是水东建制之始，开阳已有1730年建制史；东晋咸康四年（338）又分牂牁、夜郎、朱提和越巂四郡置安州于牂牁郡，并建有安州城，即牂牁郡城，是水东最早的城池，也是贵州最早的城池之一；咸康六年（340）成汉李寿派李奕攻牂牁郡城，牂牁太守谢恕保城拒守，证明咸康时（335-341）安州已有道路通四川，是水东最早古道之一。唐初设蛮州于今开阳县双流镇同知衙并有著名诗人张籍的《蛮州》诗佐证。宋鼎建中三年（782）入朝是有关水东土著第一次入朝的记载，贞元九至十二年（793-796）著名诗人张籍游历蛮州作《蛮州》诗云“唯见松牌记象州”，可证建中初（780左右）宋鼎已开通了蛮州古道，《蛮州》诗堪称蛮州自然、人文及古道等最早的形象描绘。诗中描绘的蛮州文化可以概括为“青山绿水、温泉竹棚、古道交通、蛮汉交流。”所以唐代蛮州文化具有生态和谐、蛮汉交流的典型特征。宋鼎贞元十三年（797）要求入朝时自称“西南蕃大酋长”，号称“同被声教”；清州宋朝化五代入朝时号称“冠带如中国”，都是唐代蛮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北宋初宋景阳攻占蛮州并融入布依族之中，大德时宋隆济领导抗元运动有效促进了西南各族文化的大融合，宋阿重平定宋隆济后坐镇水东新建同知衙，都标志着水东文化的初步形成。宋元时期水东文化的典型特征同样是番汉融合。  

从现存文化遗存看，开阳禾丰马头寨最能体现水东文化的核心价值。明代水东的核心区域为洪边十二马头，其中葛马、陈湖、开科、临江、清江和底窝六马地在今开阳县境内，开阳县境内至今还有四个马头寨：即城关镇马头寨、楠木渡镇马头寨、高寨乡马头寨和禾丰乡马头寨，都是明代水东十二马头遗存。如今，禾丰马头寨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土司官寨，与四川马尔康中国最后一个土司官寨卓克基藏族土司官寨，都对研究中国土司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马头寨还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布依族土司官寨和唯一的布依族国保，马头村则是中国唯一的布依族中国历史文化名村。马头村还是保存水东历史文化遗迹最多、贵州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村寨，也是水东文化—布依文化与汉文化千年交融史的历史见证。

（二）水东文化的形成

    宋末元初儒士鲁朗隐居于乖西山高峰寺读书最早把儒学带入水东；元初顺元路儒学的建立；皇庆时何成禄任儒学教授创建文明书院亲自主讲，首次在把儒学发扬光大；明初宋钦归附后水东宋氏大力支持明朝在水东推广儒学，刘淑贞和宋诚扩建黔蜀周道并支持首次大规模扩建贵州宣慰司儒学；江西名儒芒文缜任贵州宣慰司儒学教授主持大规模扩建司学再次把儒学发扬光大等，都标志着水东文化的逐步形成。

（三）水东文化的鼎盛

   宋斌把私宅迁到洪边后，宣德正统时宋氏先后在洪边新建了会景亭、洪边八景、世禄堂、万松亭、无边风月楼、晚翠楼、崇圣观、宣泽桥和乌当桥等，在乖西新建宣慰行台作私塾，在花仡佬（今花溪）建济番桥，纂修《宋氏世谱》，都御使孔镛在省城建先民祠祀宋景阳等；正统八年（1443）宋昂全力支持副使李睿把贵州宣慰司儒学增修扩建成贵州最好的官学；都标志着水东文化的鼎盛，特别是宋昂宋昱合著并在北京刊行《联芳类稿》，宋炫出版《桂轩拙稿》诗集等，不仅是儒家文化与布依文化等土著文化水乳交融的结晶，而且是水东文化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

（四）水东文化的衰落

    水东文化从成化末宋然任宣慰使后逐步衰落。弘治初《联芳类稿》刊行于北京标志着水东文化达到顶峰后，宋然还重建省城贞松亭、上奏请命贵州土官应袭子孙免纳谷，请诗人罗玘为父辈诗文集《联芳类稿》作序并刊行于北京等，都有助于水东文化的繁荣。成化末，安贵荣想规避流官监管而借故回水西催办赋税，把宣慰司印交给宋然代管，宋然突然成为贵州宣慰司的掌门人，权欲膨胀，他把私衙从洪边迁至陈湖马头大羊场（今开阳县龙岗镇），摆脱了流官和安氏的监督。于是宋然贪淫科害苗民，加上安贵荣想借机吞并宋氏洪边和巴香马头地，便引诱水东苗王阿杂等起兵造反，阿杂等苗民队伍围攻陈湖大羊场宋然私衙，宋然只身逃回洪边免职为民，这是水东文化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明末宋万化父子随水西安邦彦反明时明军多次围攻洪边，宋斌宋昂等精心构建的诸多洪边文化古迹几乎损毁殆尽，水东宋氏从此改土归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千年积淀形成的水东文化从此一蹶不振。

参考文献：

[1] 民国欧先哲、钟景贤等纂修，开阳县史志办点校，《开阳县志稿》，[M]，开阳： 1996。

[2] 明王耒贤、许一德纂修，万历《贵州通志》（影印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3] 贵州省历史文献研究会编，《二十五史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4] 明沈庠、赵瓒纂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CD]，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

[5] 明钟添、田秋等纂修，嘉靖《思南府志》，[M/CD]，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