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己安人”的儒学思想对领导的启示  

摘  要：儒家学说认为管理就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领导作为现代管理实践中最为重要的元素，其修养、人品、学识直接影响到管理目标的实现。任何有价值的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团队成员所秉承的文化基因之上的，所以在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中国，从“修己安人”的思想中探寻领导的启示就有章可循了。

关键词：管理思想；儒家学说；修己安人；领导启示

众所周知，从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学说就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可以说每一位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处世之道、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都会受到儒家文化基因的支配与影响。正因如此，以儒学作为切入点去探讨现代管理的原理与方法，就更容易让我们获得新的启示与灵感了。在论述“修己安人”对中国式领导的启示与意义之前，我们要梳理两个概念。第一什么是领导？第二修己安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认识领导的含义。在当下的管理实践活动中，我们往往把管理与领导这两个词等同起来使用。如果站在西方管理学背景下来谈论管理与领导，二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但是在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式管理体系中谈论这两个词，它们就有实质性的区别了。一般而言，管理是建立在合法的、有报酬的和强制性的权利基础之上。而领导则是立足于个人人格，品性修为，道德观念，技术专长等基础之上。所以在儒家文化看来，一个管理者不一定是真正的领导者，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好的领导者所散发的能量往往会超过单纯的管理者。在儒家文化中，领导的本质是在其人格魅力的辐射下，能得到被领导者心甘情愿地追随和服从，而绝不是在权势的胁迫下行动。所以我们颂扬的尧、舜、禹，周武文王等人物莫不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领导者。

其次我们来梳理修己安人的含义。儒家思想虽然博大精深，然而站在管理学的角度，浓缩归纳起来可以用“修己安人”四个字概括。无论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其实所阐释的内涵都在修己与安人的范围内。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也从侧面印证了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管理的本身就是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

何谓修己？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孔子在《论语·阳货》一篇中就专门阐述了仁的具体含义。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接着解释五者——“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就是儒家所主张领导者修己的五项基本要求，也被称之为“五德”。作为一位领导只有具备了五德才能修身庄重，办事勤敏，对待下属才能宽厚，守信用，施恩惠。在修己的五项基本要求中，孔子尤为重视“信”。因为“信”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民众对领导的信任，二是领导者自身的信实。只有这两个方面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实现管理的目标。

何谓安人？安人是儒家管理的终极目标，其最高表现形式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又表现在四个方面——安亲、安友、安君、安百姓。那么这四个方面又分别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安”呢？安亲用孝和悌，孔子主张用“孝悌”来协调家庭关系。只有孝才能上安父母长辈，唯有悌才能和谐兄弟姊妹。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的和睦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点与出发点。安友用义和信，儒家思想认为，独学而无友，则会孤陋而寡闻。朋友交往只有义信相待，才能彼此真诚。安君用忠和敬，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勿欺也而犯之”。“勿欺”就是敬，“犯之”就是忠，当君王有不对的举措就应该大胆进谏，敢于直言才是真正的敬与忠。安百姓用仁爱。对于安百姓的做法《论语·子张》中有具体的描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立之斯立”就是让民众自立，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法制作为强制性管理方案，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作为内在的约束。“道之斯行”是用礼乐诗书教化民众。“绥之斯来”是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安抚民众。“动之斯和”是指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支撑之后的“使民”，是百姓能在自己统领的国度中安生乐业，为整个国家的发展而心甘情愿的劳作。

修己与安人二者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看似两个独立的部分，一个对内一个对外，但其实质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修己是儒家管理的出发点，安人是儒家管理的目标。然而只有修己才能最终安人，领导者也只有通过安人才能彰显修己的价值与意义，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这个道理。《论语·宪问》中有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在儒家管理理论中修己与安人是相互支持，互为因果的。

儒家管理理念与西方的管理思想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管理的本身是一项技能或者是一样工具，在管理的过程中，它就是一种方法论的实践，一切管理理论的从发点都在被管理者身上。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还是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德．德鲁克（Peter F．Drucker），他们所推崇的学术皆是如此。然而儒家认为，虽然管理的目标是“安人”，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从领导者自身开始，因为领导者的道德、学识、能力都直接影响到管理目标的现实，这就是“修己”，所以儒家对管理思想的阐释，其重点就放在了领导者如何提升自我修为的方面。那么对于当下的领导者而言，在“修己安人”的儒学思想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来梳理“修己”对领导者的启示。

对于领导者而言，个人品质与特征是决定领导效果的关键因素。西方管理学重在对领导者特征的研究。例如斯托格第（Ralph M .Stogdill）他从一个人的身体特征、智能特征、个性特征、工作特征、社会特征等五个方面来判断一个领导者的优劣。然而实践证明，斯托格第的这种评判方法仅仅对选择领导者有用，却与领导者最终的成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与此不同的是，儒家管理学认为一位领导者的成就主要来自于他个人的四种品质，这四种品质皆是从“修己”的儒学思想中演化出来的具体方法，它对当下的领导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第一，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儒家思想认为，一位好的领导者只有好学多思，才能让自己思维敏锐。领导者能发现管理实践环节中的问题并且能找得到解决的方法，其根源都来自于他好学习与善思考。而且好学与多思往往紧相连属，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上述修己“五德”中的“敏”就是通过好学多思而得到的。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就是让自己更为敏锐，做事更有效率的过程。对待学习孔子主张“知之”、“好知”、“乐知”三个层面。换而言之，如果能将日常的学习转化为一种爱好和习惯，就能把学习的枯燥柔化为一种享受和满足。作为一位领导者会在知识增长的过程中扩宽自己的眼界，眼界的拓展往往能让一个人更加果断、坚毅、勇敢。

第二，敢于反省，知错能改。儒家思想极为重视这一修己的方法，因为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过则勿惮改”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只要及时更正就是君子。对于领导者而言，知错能改的前提是敢于常常反省自己，只有如此才能及时发现错误。敢于反省不仅是一种品质，还是一份勇敢。《论语·颜渊》中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领导者的不忧不惧归根结底来自于敢于反省，知错能改。敢于反省是思想上的更新，知错能改是行动上的更新。只有思想和行动完全吻合，才是君子之道。作为一位领导，在实际工作中要构建一套管理体系，设置一种管理方法，并非一触而就，往往需要反复论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如果没有敢于反省，知错能改的素养，最终是无法推进管理活动的。

第三，广交益友，择善从之。增长知识除了自己勤奋笃学以外，还来自于广交朋友。对于领导者来说修己不仅仅是知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生命格局与人生境界的扩大。《礼记·学记》上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朋友的思想与学识往往能弥补自己的认知缺陷。当然，朋友的选择一定要慎重，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就说道：“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所以我们必须择善从之，才能见贤思齐。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慎言敏行，知行合一。这一点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极高境界，《论语·学而》中说：“敏于事而慎于言”，领导者在管理活动中，对于自己的言论需谨慎，该说什么，怎么说，对谁说！都要有清晰的了解，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慎言”除了谨慎的态度以外，还包含着语言表达的逻辑性，清晰度，准确性。领导者的思想和管理理念最终都是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如果自己的语言不能清晰而准确的表情达意，其管理目标也很难实现。“敏行”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说到就必须做到，这也是为什么说话前一定要谨慎的原因。二是行动时需快捷有效率。知行合一是修己安人的实际表现形式，修己的完成是通过安人来达成实践的。荀子说：“学止于行而至矣。”朱熹也曾说过：“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换而言之，“知”只有落实到“行”才是有意义和有作用的。这也是儒家文化推崇的做学问的最高境界。在现实社会中，能“知道”不是难事，而能“做到”才有效果。

其次我们来梳理“安人”对领导的启示。

从现代管理学而论，安人就是领导在管理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带领下属实现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领导者主要发挥着指挥、协调和激励等作用。基于儒家安人的思想它对现代领导者有着三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满足欲求，富而后教。人有各个方面的欲求，这是人之本性。儒家文化也从来不否认这一点，所以孔子在《论语·里仁》中就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既然承认人的欲求，那么在管理中又该怎么去处理呢？孔子在《论语·尧曰》中给出了答案：“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根据人对利益的追求来引导激励人民，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但是对名利的追求可能会导致人民逐渐走入拜金的误区，此时又该怎么办？孔子主张“先富后教”，也就是当下属得到利益之后，还要从思想上去引导他们，让民众有信仰，以免坠入精神的贫困。这就是《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的道理。

第二，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并非事必亲躬，很多时候都要放手让属下去做。这就面临一个问题——领导如何对待人才？在儒家文化看来，领导者要有尊重人才的品格和知人善任的胸怀。我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实质都是在强调和颂扬他们大胆提拔，勇于启用新人的魄力与胸襟。孔子也曾给学生灌输，“知人”就是智慧。因为发现并重用一位人才，不仅能让组织目标得以实现，还能因为人才自身的品格影响周围的人。孔子对学生樊迟就说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举荐一位优秀的人才到团队中来，其作用不仅仅表现在他的能力上，更多的是发挥了榜样的力量，能让人见贤思齐。所以知人善任就成了评价一位领导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

第三，以身作则，自正其身。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就提到，儒家管理思想是以领导者自身为出发点的，既然如此，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定是一位品行高尚，人格魅力十足的人。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就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可见一位领导者修身的重要性。以身作则，自正其身不单单是自我修养层面的问题，领导者会因为它而散发出一种正能量，让下属都能因此而受到感染和启迪。所以《论语·颜渊》中就写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它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迪，但有一点需要注意。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从形式上看前者是“大一统”的文化，后者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从学习的角度看，前者是“体悟型”文化，后者是“理解型”文化。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儒家学说中去寻找对当代管理的启示时就需要明白，最终得到的是适合中国式管理的原理与一般方法，而不是具体的做法，只有理解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的认识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中国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3

[2]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管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6

[3]舒绍昌，马自立.修己安人的治国之道——《论语》管理思想初探[J].东岳论丛.1989年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