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幸得红学前辈 朱永奎先生指点，我深感受益颇多。交谈间朱老师多次提到孙伟科先生，并指出我们在治学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孙伟科先生是我敬重的红学名家，朱老师拿我与之相提并论，让我惊讶之余，又一阵窃喜。喜的是，能与红学名家“并肩”，虽然我深知这是朱老师的抬爱，也有自知之明。然而人总有小小的虚荣，偷着高兴一回，也不是坏事。

孙伟科先生的文章我从十年前就开始关注了，记得读的第一篇是《20世纪红学研究的启示》，那个时候我对红学研究史的兴趣极大，后来又相继读了《审美现代性与红楼梦的意蕴阐释》、《红学研究中的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等等。09年底又购得孙伟科先生的红学专著《<红楼梦>美学阐释》，细读之后，回味无穷。其实我与孙伟科先生并无直接交往，然而文本中的心领神会，早已天涯咫尺。就如同孙先生在博客中说：“敬重一个人，想与他交谈，读文章就够了”。

想来朱永奎老师说我和孙先生有相似之处也不无道理，细读孙先生的著述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红学理念既相似又相通。孙先生对《红楼梦》的美学分析趋向于宏观，并认为《红楼梦》的美不是美的物象的堆砌，美的价值不在狭义美的元素上，也不是简简单单罗列一下美的要素。因为《红楼梦》的故事真假相间，虚实相接，其中的叙述或作者的主观态度不能代替读者的判断，所以读者想借助作品完成对于生活的理性判断就不大容易了。如果要在这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中辨径识源，就需要依赖读者的经验介入。所以孙先生指出：“《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应该存在于一种读者与文本所形成的积极关系中”。

这一美学理念和“文化基因”非常相似，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有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的浸泡之下，双方都承袭了共同的文化基因。当作者把这种文化基因流露在字里行间，不管有意无意，不论虚虚实实，只要被读者辨识出来，通过自己的经验介入，再次呈现，“美”与“感”就自然溢出了。

在《<红楼梦>美学阐释》这本书中，孙先生有这样一段话：

曹雪芹写宝黛钗的关系，没有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简单化处理，而是让每一个人物负载了相当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识。通过林黛玉我们不仅能够知道中国诗性文化的魅力，还可以知道林黛玉的文化心理与爱情心理的矛盾；通过薛宝钗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对封建淑女、道德完人的塑造，还可以知道她的文化心理与爱情心理的矛盾；通过贾宝玉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封建社会所规定的人生道路与自由个性之间的矛盾，还可以知道这种追求和黛玉为之所付出的生命代价。

孙先生的这段话契合了我的一个红学观念——红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红楼梦》的故事、人物、情节之上，更多的在于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传统之中。

从美学的角度分析、阐释《红楼梦》，其第一人应该算王国维，他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这样一部代表作。然而当考证派在红学界兴旺之时，“红楼美学”似乎黯然失色了。如今红学界倡导“回归文本”，用美学的视觉审视《红楼梦》又有了它非凡的意义。孙伟科先生的《<红楼梦>美学阐释》也就孕育而生了，这不仅是一本问世之作，还必将成为传世之作。也许我这样表达，你会觉得我在“奉承”，用时间来淘汰世俗的浮华，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翻开《<红楼梦>美学阐释》，是非自有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