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研究史上，索隐派的文章、著述早已汗牛充栋。所谓“索隐” 顾名思义是对“隐”的索解，目的在于揭开幽隐，寻求“隐”去的“本事”，它是传统国学中对于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运用到《红楼梦》文本的研究上，便形成了“索隐派”红学。换而言之，“索隐派”就是要超越出“红楼”文字的字面意义，索解出文本背后的“事”和“义”，也就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真实事件”。

为这种解读《红楼梦》的方式，曾经胡适和蔡元培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就当下而言，在红学的发展进程中，索隐派早已大势已去，但这并非表明“索隐”将尘封于历史，“索隐之声”虽不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绚烂之极，但余脉至今不绝如缕。

“索隐派”红学，以它“曲径通幽”式的表达，引人入胜的叙述，让人耳目一新的“解谜”方式，扣人心弦而又层层深入的剖析，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许多学人一度批评索隐派——脱离文本，主观臆断，附会历史、牵强宫闱。曾经胡适先生在给哲先的信中还感叹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功夫，原来还是自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笨谜的‘红学’！”。在一片惋惜不断，骂声不绝的谴责声中，我们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索隐派为何久经大风骇浪而至今气息尚存，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产生了索隐派红学？

在索隐派的实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还是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缠绵故事，以及曹雪芹会同“林黛玉”杀死雍正的离奇案件都与真实的政治、历史紧密相联。这是“索隐派”的第一大特点。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基因造成的。

在中国文化中，自孔子到曾国藩，历朝历代，数以万万计的读书人，更火鸡灯，青丝白发，他们的人生理想即“出则为王佐，处则为真儒”。所有指望都是在“货与帝王家”。一切活动都为“致君尧舜上”，一切著述都只为“代圣人立言”。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重史轻文尤其鄙视小说的传统思想便孕育而生了。所以，仅以文化韵味而言，中国的历史都是“三国演义”式的历史，是“资治通鉴”式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人们在这样一种文化基因的驱使下，有意无意地都会把小说与历史相互勾连。从小说中看历史，从历史中找故事，从故事中阐大义，这便是中国式文人的思维惯性。

索隐派的第二大特点就是“解谜”。解得越离奇，说明你的思想越深邃；解得越新颖，说明你的眼光越独到。索隐派的“解谜”其实源于我国的“解经文化”。在传统学术中“经”是正宗正学，也是民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依据。于是“解经”也就成为了知识阶层的终极“学问”。

“解经文化”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分为两大派系，第一派是致力于训诂考据的“古文学”，此又称“汉学”。第二派是借“经”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学”。“今文学”源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其作者的撰述都以寻求“微言大义”为主旨，顺应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需求而作出不同的解释。这样以来，索解的对象就极其广泛，索解的自由度便会随着索解者的主观能动性和任意性而浩无边际。当这种“今文学”的基因，渗透在对《红楼梦》的诠释中时，便会见“淫”，见《易》，见“缠绵”，见“排满”，见“宫闱秘”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被“政治化”，所有一切文化活动似乎都为政治所左右，历代文人怀抱着政治文化情节，以“解读经史”的态度与方法来看待文学作品，正因为这两大文化基因的“显性”，索隐派红学便开始在红学这块园地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参考文献：

[1]. 白盾，汪大白.红楼争鸣二百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 张洪波.红楼梦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