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家黎琼和马经义）

（资深编辑文然先生，是曾经发现马经义的第一人）

（红学家王玉宝先生在会议上发言）

（马经义在研讨会上致答谢词）

   “马经义《中国红学概论》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4月21日，在四川绵阳市文联召开。到会的专家、学者及参加旁听的高校文学院的研究人员共计56人。

    研讨会在市作协主席刘大军先生的主持下，于当地时间上午9点30准时开始。专家、学者们对《中国红学概论》作了认真细致的学术研讨。

    研讨中，众位学者前辈对马经义能静心学术研究表示出赞赏和钦佩，文学教授梁忠杰先生，对《中国红学概论》的学术构架表示出极大的肯定。书中：用“两性”、“四待”原则总结红学的魅力之源；用“四篇”概念——内核篇、内学篇、外学篇、流派篇，来划分两百余年红学的研究领域。用“四新”为根本出发点撰写《中国红学概论》的方法等等，都得到了学术界老前辈们的赞许。

于此同时众位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德明先生认为：“《中国红学概论》若能更加细致地挖掘前代学人治学为人的矛盾与得失”或许在红学治理上有新的突破。张教授说：“《中国红学概论》稍嫌多一点的留下的学术批判，冲淡了应有的厚重感，使得这部本应更为出彩的学术论著，在这方面显得不够。”“《中国红学概论》在一些地方缺乏正反两面都独立平和的见解，成为本书的不足”。

    文学评论家何琴英先生在肯定了《中国红学概论》的贡献和特色之后，她认为有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中国红学概论》的撰写尚有不够严谨之处。例如书中对历史的定义。“概论”中认为：“所谓历史，不过是几个重要的人与更多不重要的人的一种存在形式”。何琴英先生认为，这个定义不能叫历史的定义，只能叫人的历史的定义。她认为，这样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不能够有这样的轻率地定义。

    第二：资料收集也有粗疏之处。例如收录在附录里面的《红学活动大事年表”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何琴英先生指出：所谓“大事”，则当是具有开拓性意义、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事情，梳理的既是百年红学史，入选材料的时间为什么仅从1978年开始呢？。

    对于各位专家提出的建议，马经义都认真地听取并作了笔记。将撰文一一解答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