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眼中“林黛玉”真成了“放荡的女人”？

《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是裴钰先生的著作，2008年10月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裴钰先生对红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上。为积极推进传统文化与红学，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细细的拜读了这本书，受益颇多，但在回味之余，总感觉裴先生站在“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上，对《红楼梦》的“翻译文化”有一丝曲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陋见！

在抛出“陋见”之前，我想先说说我对文化之间的一些理解：

东、西文化其根本就是两种文化系统，二者之间千差万别，人所共知。对于“文化互溶”的这种理念，我历来就求同存异，所以裴钰先生提出的“文化孤岛”论，我非常赞同。一种文化就是一座“孤岛”，彼文化与此文化绝对不可能“互溶”，就像“甲孤岛”与“乙孤岛”永远不能融合成一个“丙孤岛”一样。它们之间最多不过“牵线搭桥”彼此联系，“孤岛”间畅通了往来并不等于这两座孤岛就合二为一了，文化亦是如此。自从人们发现了东、西方文化以来，其间的往来就从未间断过，或强或弱，直至今日，东西方文化仍然独立存在。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得承认，那就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必定会产生一种“新型文化”，而这种“新型文化”又不能归属于任何一种原始文化。然而这种“新型文化”又绝对包含了原始文化的“基因成分”。这样说，可能会让你感觉一头雾水，我们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一杯茶和一杯柠檬水，它们各有各的特点和味道，但是又有相通之处。相通之处在于，两种饮品都含“水”，各自的特点是，一个含“茶汁”一个含“柠檬汁”，所以味道就不一样。我们把两种饮品勾兑起来，就产生了一种“新型饮品”——“柠檬茶”。它既有“茶”的元素，又有“柠檬”的元素，但是它又不是简单的原始“茶水”或者“柠檬水”而是新生的“柠檬茶”。

翻译也是这样，它只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牵线搭桥”，作为文化之间的沟通方式。翻译其实是文学的一种“再创造”，所以翻译就成了一种“新型文化”。因为两种文化的绝对互溶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这样做。那么对于翻译者来说，他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要去怎么翻译，而是首先确立翻译的立足点和目的。换句话说，翻译者是要“站在被翻译文化之中来推广这种文化”，还是要“立足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来吸纳这种文化”。两个立足点和两种目的，导致了翻译的手法和方式。

“站在被翻译文化之中来推广这种文化”其翻译的手法多是“直译”，因为直译的本身就是对“原有文化”的最大程度的“保全”。而“立足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来吸纳这种文化”其翻译手法多为“意译”，因为“意译”的本身就是站在自己的文化思维下，来对“被翻译”文字的理解。

那么有了不同的立足点和目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如果我们“站在被翻译文化之中来推广这种文化”的立场上，以此来看待“立足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来吸纳这种文化”的“意译”。这时就会产生一种错觉——翻译出来的东西，曲解了原意，会误导西方读者，以至于西方读者眼中的红楼人物和原著中的人物大相径庭。

仅从《莎士比亚眼里的林黛玉》这本书中看来，我觉得裴钰先生，有时候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例如在书中P172页，《趣谈：刘姥姥是位基督教徒》。刘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话——“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在霍克斯的英文译本中是这样翻译的：

So  you  see  there  are  gods  and  Buddhas  watching  over  us  whatever  folk  may  say !

裴钰先生认为：《红楼梦》里的“神佛”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中的“佛祖”和“神仙”，并不是基督教里的上帝+佛祖。这样的理解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道教”中的人物泛称为“神仙”，佛教中的人物称为“佛”或者菩萨等，所以裴先生认为，英文译者硬塞给刘姥姥了一个“上帝”。

刘姥姥在大观园游玩时，念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在霍克斯的译本中常把“阿弥陀佛”翻译成“Holy Name”（圣名）。裴先生认为这可能会误导西方读者——原来刘姥姥是基督教徒啊！但是霍克斯的这种翻译方法是“意译”，是“立足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来吸纳这种文化”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站在自己文化思维的层面来吸纳“红楼”文化。

为什么裴钰先生认为这样的翻译会误导西方读者呢？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裴钰先生是“站在被翻译文化之中来推广这种文化”的立场上的。所以并没有和翻译者站在一个立足点上来思考，于是便出现了“会误导西方读者”的错觉。

在西方人眼中“林黛玉”真成了“放荡的女人”？我感觉这仍然是裴钰先生对“翻译文化”的一些“错觉”。

裴钰先生认为：英译本中对“林黛玉”这个名字的翻译最为糟糕，甚至认为“彻底毁掉了曹雪芹对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在早期的英文版本中，“黛玉”被翻译成“Black  Jade”也就是“黑色的玉”。裴钰先生认为，问题就出在“Jade”这个单词的引申义上，因为“Jade”有一个引申义是“Loose  woman”，也就是“放荡的女人”。这样一来，译文就误导了西方读者，他们会认为“林黛玉”就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以这样的逻辑来揣摩西方读者的感受与认知，我认为有失偏颇。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引申义”，就是指由一事一义推引出其他有关的意义。特指字、词由原意引出新义。我们也可以按照裴钰先生的逻辑如法炮制——“黛”是古代女子画眉用的一种青黑色的颜料。“玉”是洁白无瑕，“纯洁”的象征。裴钰先生也说了：“玉，是用来形容黛玉的纯洁和贞操”的。但是问题随之而来了，“玉”字前面加了一个“黛”，这样完全可以理解为“被青黑色颜料”污染过的“玉”。按照引申逻辑推理：“黛玉”有一种引申义就是“被污染了的女人”。

但是这种“被污染了的女人”的引申义，我想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任何一个《红楼梦》的读者都不会这样去“引申”，因为这种“引申”的本身就曲解了曹雪芹的原意。《红楼梦》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有它一定的含义，但是它更多的只是一个人物的“代号”，他的含义绝对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人的品质，我想无论是那一个国度的读者，也无论他是否读过《红楼梦》，都不会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名字的“引申义”去评价一个人，更不会因为一个人名的“引申义”去定格这个人物的鲜活个性。红楼人物的个性是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缓缓展开的。

 再如“鸳鸯”这个词，它的引申义最为明了，就是“成双成对”。但是《红楼梦》中的“鸳鸯”，它就是一个忠实丫环的名字，这个丫环和“成双成对”的引申义根本就搭不上边，更不能以此“引申义”来定格这个人的情操和品质了。再说了“Jade”还有一个引申义就是“马”，难道“林黛玉”在西方读者眼中就成了一匹“黑色的马”？

所以，以这样的逻辑来透视西方人眼中的“林黛玉”就有作者“一厢情愿”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