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星期四）晚7点，在北大二教527教室和阿忆做关于八十年代的对谈。

   去得早，独自在校园里徜徉。每一条小径，都有深深的记忆，我们的轮椅都走过。进了校医院后院，漆黑，走到前院，一片施工景象。听人说，搬走了。

   走啊走，感伤。不敢深想。

   6点半，见到阿忆。他比我小几岁，是北大83级中文系的，后转法律系。共同回顾了八十年代一些个人经历和记忆，我也用了一些时间讲与书有关的话题。然后是对话，答问以北大学生为主，也有来自其他大学和社会上各种职业者。

   学生提的问题，我基本上回答不上来，或说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在微博上，见一位在场者评论说：学生们的问题都太宏大叙事，听得他心疼。阿忆也在现场以他新闻传媒专业的资格教导学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该怎么问，让人家好回答，同时又获得的内容最多。

   这是一次有趣的观察。这样宏大叙事的提问方式是怎么养成的呢？

   2004年，住在中日友好医院化疗时，隔壁是生孩子的孕妇，孕妇的丈夫是阿忆；4月10日，我们给子尤过14岁生日时，阿忆的女儿诞生，而那一天也是阿忆本人的生日。这是缘分。此后，没再见，读过他写的《隔壁的子尤》。这一次感到了阿忆的实在，能量，机智，刻苦。

              大概在答问
              怎么笑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