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
1.瑀：(yǔ)
2.瑒：(chàng)
4.琏：(jiǎn)
5.騄：(lù)
6.粲：(chàn)
7.卮：(zhi1).
8.俦：(chóu)
9.闇：(àn)
10.诔：(lěi)

[作者介绍]
曹丕(187～226)，魏文学家。即魏文帝。字子桓，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年仅8岁，即能为文，又善骑射、好击剑。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改元黄初。。《典论•论文》是曹丕精心撰著的《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共有五卷二十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据《三国志•魏志》记载，明帝太和四年，曾将这一名著刊该于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凡六碑，供人阅读。据严可均《全三国文》考证：“唐时石本亡，宋时写本亦亡。”只有《自叙》见载于裴松子注，《论文》见收于南梁萧统的《文选》中，因而保留完好无缺至今。又据《艺文类聚》卷十六《赞述太子表》，知成书尚在丕为太子时。另观《论文》中有“融等已逝”的话，可知成书当已在汉献帝建安末期。

                                                原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典论·论文》 - 文章赏析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关于《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论

    首先，曹丕分析自己时代“文人相轻”陋习产生的原因：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上的根源，表现为既对自己长处的“善于自见”，又表现为对自己短处的“闇于自见”。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上有差异，“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就必有所短。解决的办法就是“审己以度人”。即从自我出发，正确地审视别人。这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应用。其次，曹丕认为阻碍掌握文学批语正确标准的，还有两点：一是“贵远贱近”；二是“向声背实”。这种“尊古卑今”的思想向来有之。如西汉时桓谭就曾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全后汉文》卷十五引桓谭《新论•闵友篇》）曹丕继承其论点而加以发挥，这就有助于打破当时文学批评那种徒慕虚名，迷信权威的思想模式，进而为正确掌握批评标准，推动诗文创作的发展，促进各类风格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关于《典论•论文》的文体论

      唐开元时五臣共注之《文选》中，吕向说：“有此篇，论文章之体也。”曹丕“论文章之体”是其批评论的逻辑的展开。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在他看来，“体”包蕴有“本”与“末”两层涵意。“本”虽内含有文章本身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之意；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本”却必须建立在作家“体气”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要求建立在由于“文的自觉”所带来的创作个性的基础这上。“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这是分而言之，为“主”就是为“本”。指人的禀赋修养之不同，形成“清”与“浊”之不同个性气质，通过语言这一象征性符号，表现为舒缓的“齐气”，或奔放的“逸气”等。“孔融体气高妙。”这是合而言之，指孔融的创作活动非常美妙地体现了他的个性气质。在曹丕来看，建发七子的艺术风格之差异，正是根植于他们禀气之裂变。可见“文以气功为主”，正是一种以作家个性气质为最大参照系，来审视文学作品风格特征的理论构想。这种基于创作个性的风格特征，与社会心理、风俗习尚、师承关系及至时代矛盾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从他所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看来，则似以强调个人素质中的先天禀赋为其主要方面，因而不是后天“力强”所能改变。这看似强调唯心主义天才观，实则包含着对民族文化心理传统所历史积淀而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不自觉的猜测和把握，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末”即指文章体裁，体裁之“异”即在“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曹丕在体裁特征的艺术把握上，所作的准确的理论概括。他所说的雅、理、实、丽，都是指文章体裁的具体要求，给读者所带来的艺术体认。他所说的清、浊、和、壮、密、高妙等，则均指体气之性给读者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其中清和浊是先天禀赋所致；和与壮既是先天的又是后天的。齐气和不密、未遒等，则又后天重于先天，即可通过创作实践来逐步解决。因此，“壮而不密”的刘桢要比“和而不壮”的应玚为优；具有齐气的徐干亦得与体弱的王粲相匹。正是这种先天禀赋和后天教养、体气之“本同”和体裁之“末异”的彼此交融、渗透和互补，形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各有偏至的艺术风格和审美特征。宏观地从整体上审视，曹丕所倡导的又正是一种高爽刚健的时代风格，并以此来作为规范、引导和评价各个作家个性风格的依据。

     独创性的创作风格总是要通过不同文章体裁的熔铸，而呈现在具体作品之中。其中，“诗赋欲丽”一句，把文艺作品从非文艺作品中界限出来了。它已远远超越于其划分文体论的价值，而具有划时代的美学意义。它开始突破儒家“诗言志”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纯文艺观的萌芽。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审美心理的历史积淀的成果，在曹丕心灵中的破土而出。正如鲁迅所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典论•论文》论文学的价值论与社会作用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曹植：《与杨德祖书》）然而，曹丕却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认为文章有两大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国家；二是“不朽之盛事”，有益于自身。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这样从事诗赋创作，亦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亦可以“声名自传于后”，亦可以“不朽”。可见，这个“不朽”说，固然是从《左传》“三不朽”中“立言不朽”的命题中引申而来的传统说法，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正如李泽厚所说：“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这反映了曹丕同时代人，由于“文学的自觉”所带来的人的新觉醒。人们已不满足于生前的建功立业，而是思索和追求死后怎样才能“不朽”。于是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们终于找到了、明确了诗赋确实是这样一种可以“不必寓教训”，而却可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苦恼和追求的艺术载体。这样，尽管“日月易逝”，人生易老，生命无常，“志士大痛”，感性个体的血肉之躯难免要消逝，然而理性个体的精神信念，却可以包孕于“不朽”的诗赋的深层意蕴之中，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无限留恋、执着追求的蕴藉之情和愤发之意。可见，“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者之间，确乎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和审美的的历史统一。《典论•论文》确乎是建安时代的文学精神的宣言书。

                                  《典论·论文》 - 文学影响　

  曹丕《典论》5卷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汉末文学已逐步与经学分离，成为一种专业。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形成，使文学批评得到了发展。《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对象评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计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说。《典论•论文》中有一句经典话语广为流传：盖文章经国之盛事，不朽之大业。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句话，明确地体现出了儒家的观点，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这里的文章两字，自古以来便有争议，一说是指政治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作品，另一说则恰恰相反。而联系《典论•论文》中所举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则大多数是审美的。造成这一认识误差是因为古代“文章”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将政论与文学作品都包含在内，而古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纵使是实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关这一点，章太炎在《国共论衡》中有过过论述：文章即文彰。来源于《论语》中的“焕乎文彰”，这就说明了古时的文章带有强烈的审美意识。

文章不朽这个理论也有其来源。《左传》中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也证明《典论•论文》的主旨是儒家观点。虽然中国是一个文治之国，然而如此推崇文学的地位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还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联系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曹丕之所以如此夸大文学的作用是为了劝诱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写《典论•论文》之前，曹植曾给好友杨修写了一封《于杨德祖书》，在里面将诗赋称为小道。这一点引起了曹丕的疑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位，于是极力鼓吹文学，是为了让曹植致力于创作，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即使这样，曹丕的观点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文学的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诗歌逐渐成熟繁荣，统治者的积极推广与参与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首领就是曹丕。这一段话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托飞驰之势”。字面上理解为不必飞黄腾达，不必迎送有权势的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世层出不穷的干谒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在写出《原道》《原毁》《原性》等高张儒家气质，攘斥佛老的论著之后，好友孟郊劝他不妨将自己的文章整理结集，公诸于众。可笑韩愈却说此时自己官位卑微，待飞黄腾达之后才能著书立说，这不仅与他自己所标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驰，更是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成为他在被贬潮州之后上表请罪的劣迹一起，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典论·论文》 - 相关评价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在它之前出现的文学批评著述，或从一种体裁着眼，如《毛诗序》：或就某一部作品立论,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序》，都不是从文学基本理论的角度来揭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范畴和命题的。然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全文虽然仅有六百余字，但所论及的内容就已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的态度，文体风格特征的区别，作家的才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章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重要的理论问题。《典论•论文》所论及的问题虽有略引端绪,未及详伸言辩的不足,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成为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自觉的端倪。由于《典论•论文》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它也就为历来的文学史及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者所瞩目。从各个角度对该篇阐发文意或发掘其理论内含的专题研究可谓代不乏作。

《典论》一书二十篇，有人认为“是曹丕做太子时写成的一部具有政策性的理论著作，意即曹魏一代制定国策所必须遵循的法典。”这种看法值得辩析之处在于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立为太子，《典论》成书当在本年，但全书并非一时书写，据此推算，说《典论》是曹丕为太子时所写，恐不准确。那么，曹丕在身为太子之前仅以一王子的身份，上有汉天子，下有乃父曹操在国位，他能否制定国策法典，这是得怀疑的。另外,《典论》一书既有政治性的论文，也有记叙性的散文，像《论文》这样的篇章乃是探讨艺术理论问题的作品，显然不能上升到国策法典的地位去对待。所以,按今人的眼光来衡量，把《典论》一书看作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是较为合适的。《典论》一书名称的取定,恐怕就能反映出该书的性质及作者的写作目的。“典者，常也，法也。”曹丕既称该书为《典论》，也即有取其不刊之论的意思。

曹丕把《典论》一书颁示于人其子魏明帝曹睿又又在他死后将该书刻石立于庙门及太学，将其与“石经”并列,表明在曹丕父子的心目中把《典论》一书视为“不朽之格言”的经典著作，其地位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同时也表明曹丕作此书的目的，显然是出于“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欲以“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承载文名，永垂后世。这不仅从曹睿又刻石以传乃父声名的具体措施上得到了印证，而且曹丕本人对此也曾有过明确的表白。

《典论》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理论著作，其性质为“不朽之格言”，其地位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堪与儒家经书相比并的经典性立言之作，而作者曹丕撰述此书的目的也正在于欲藉此传播自己的文名于后世,实现人生不朽的意愿。然而《论文》作为《典论》一书总结文坛创作经验，探讨文学内部规律诸方面问题的批评专论，其本身又有专门的论说题旨。

作者写《论文》意图是什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既往的研究者们依照各自的理解见仁见智，以致形成了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典论•论文》是为了解决“文人相轻”的弊端而作的；有人认为《论文》一篇重在评论建安七子的创作特点,指陈其优劣所在;还有人认为该篇的论文宗旨在于探索并企图解决关于文学批评，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问题；也有人着眼于《典论•论文》作家及作品风格的评论，认为该篇是企图总结当时创作长短内在原因的一篇最有系统的文学批评专论。类似的看法还有许多。总之，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型的意见：第一类是认为本文的论说中心是有感于文人相轻的弊病而发，因而解决文人相轻的痼疾，是作者写作本文的真实意图，也是本文的中心议题。第二类意见着眼文中评论建安文人文章得失的内容，以作家评论为本文的写作宗旨；第三类意见认为文章是泛论各种文学理论问题的，因而把它视为综合论文的理论文章,这三类意见各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是着眼本文各段文字的文意，从不同角度分析该得出的有据之论。

进而可以探得曹丕怀有怎样的动机，以怎样的态度,选取怎样的视角来对时人的创作加以总结并从中阐述一些对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的。对此，应该结合建安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文坛创作的情况来加以研究。建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继先秦诸子散文，汉代辞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又迎来了五言诗的高度繁荣。建安文学获得繁荣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文学史研究者们每当论及这个问题时,都会指出君主的提倡和率先垂范，是促使建安文坛活跃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这样一个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