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亭文化的基本特征

（处在琅岈山下三年了，还是或多或少留下一点痕迹吧！）

醉翁亭文化透露着民族文化的独特心理，具体地说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园亭文化

醉翁亭凝聚着中国亭文化的精髓。“亭”的最初意义原先讲究实用，用于旅宿或瞭望，故许慎《说文》释义：“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亭类似楼的作用。作为园亭的审美意义是后有的，为有顶无墙、供游者停歇赏景之亭。随着亭成为构成风景的重要元素，人们越来越重视亭的造型之美，亭显现着古典园林艺术家的匠心。亭子四面通透，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使游者能够借助这一媒介突破有限而通向无限，在对自然的宁静观照中最终达到一种“天籁人籁合同而化”②（袁枚《峡江寺飞泉亭记》）的审美境界。这种美感王羲之《兰亭集序》曾有描述，说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故古人造园必造亭，访山必访亭，文人也留下了不少亭记作品，如韩愈《燕喜亭记》、柳宗元《零陵三亭记》、苏轼《放鹤亭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曾巩《醒心亭记》等，而《醉翁亭记》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醉翁亭的美主要还不在于它本身构件和造型的美，从文物价值上看醉翁亭未必称得上天下第一，今亭是清光绪七年（1881年）全椒人薛时雨重建。醉翁亭的美“在乎山水之间也”，静坐亭中可以尽情欣赏山色蔚然深秀，山泉潺潺漾翠，朝暮晦明变化，四时之景不同，更因镕铸了《醉记》的文学意境美而显得灵气十足，令人神往。“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如今的醉翁亭已发展为拥有35处景点和古迹遗址的建筑群，亭台楼阁共同阐释着《醉记》的意境。

醉翁亭最初建造是山僧智仙为欧公游山休息而建，山僧淳朴的感情令欧公受伤的心获得一丝安慰，故而醉翁亭首先是友谊亭，欧公在亭记中以并列相同句式，把智仙与己并提，从而使醉翁亭成为友谊的永恒象征。宽简之政，安闲民俗，更使欧公有暇来饮于此，在亲近自然、与民同乐中摆脱仕途上的抑郁，获得精神上的释放。因此，醉翁亭又是欧公的精神乐园，因折射着欧公的道德风范和人格精神，谱写着传统士大夫生命的悲歌，而超脱了普通之亭，一跃成为文化的载体和精灵。琅琊山水也因流荡着欧公的六一风神而令人陶醉，这正是“醉翁行乐处，草木亦可敬。”（苏轼）

（二）山水文化

醉翁亭的美凝结着琅琊山的灵气秀美，故欧公在《醉记》中除“有亭翼然”一句写亭本身的美，主要笔墨还是写琅琊山朝暮四时变化之美。“扫林驱虎出”，“忘机野鹿无拘缚”，“奇花异草人未识”等诗句，便是古人对琅琊自然风貌的形象描述。琅琊山也因此历史上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大真山真水之一。置身其间，“顿令尘意息”，恍如隔世，明人庄昶吟诗赞道：“开辟以来原有此，蓬莱之后无别山。”（《琅琊山纪胜》其一）明祝孟献、陈琏也分别有“咫尺是蓬莱”、“蓬莱天咫尺”诗句加以歌咏。这如诗如画的人间仙境感，使得琅琊山“绝境冠南淮”（明石禄《逸兴琅琊古寺》）。与五岳黄山相比，琅琊山不是大家闺秀，而是小家碧玉；不以雄奇险峻见胜，而以玲珑清秀见长。突出特征为四个字：清、秀、野、真（清雅、挺秀、野朴、纯真）。

如果把琅琊山比作是清秀纯朴的乡野少女，那么泉水则是她最清澈动人的眼睛。琅琊山自唐最早被开发，即“凿石引泉，酬其流以为溪。”这条溪被命名为“琅琊溪”，可谓是“自有此山，便有此泉，不浚不刊，几万斯年。”（唐独孤及《琅琊溪述》）琅琊山历史上亦有“溪山”之称。王禹偁知滁《琅琊山八绝诗》作有三绝与泉溪有关，即庶子泉、白龙泉、明月溪。尤以李幼卿最早开凿的庶子泉为知名，唐著名书法家李阳冰创作并篆刻《庶子泉铭》，更使琅琊泉名声大振。欧公知滁后也是对山泉偏爱有加，并以两篇亭记使“让泉”和“幽谷泉”扬名天下。“使君爱泉清，每来泉上醉。”（梅尧臣《寄题滁州醉翁亭》）“爱此谷中泉，声响远也播。”（曾巩《幽谷晚饮》）欧公自己也说“但爱亭下水，来从乱峰间。”（《题滁州醉翁亭》）而于《醉记》中多处写到溪泉，尤寄情于让泉。欧公最爱听琅琊山两种声音：泉声和鸟鸣，所谓“风轻日暖好鸟语，夜静山响春泉鸣。”（《赠沈遵》）《醉记》中也是前有“水声潺潺”，后有“鸣声上下”。欧公爱泉情结，寄托着他“清如水，明如镜”的政治理想及清刚高洁的人格理想，是人情暗与物情化，也使琅琊山弥漫着泉水般坚毅进取的精神和具有清净明洁的品性，催人奋进，陶人性情。

“所爱惟山水，到此即淹留。”（韦应物《游琅琊山寺》）在“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古训中，琅琊山成为历代仕人放松精神的好去处，是古今游者神往的同乐园。

（三）隐逸文化

琅琊山的山水境界可以概况为两字：幽静。“林间泉石境清幽，野鸟鸣声亦自由。”（王古）“环滁皆名山，琅琊擅幽胜。”（陈琏）“泉兼松韵飘空转，草带天香到处幽。”（胡松）都是对这种境界最好的概括。幽境是静境，也是一种空境（禅境）。“凭虚堪喻道，对境自安禅。”（李幼卿）“众壑随心静，残机遂坐忘。”（柳遂）在韦应物、欧阳修等名士影响下，这里俨然是后世文人心目中又一桃花源。“桃源在何处？西峰最深处。”（王守仁）“自疑身是武陵客，误逐桃花迷水曲。”（杨杰）“错认武陵归路迷”（孙孟）“花源路欲迷”（章焕）“此山幽胜武陵源”（陈达）“何事桃源千载后，花开不许世人寻。”（张舜臣）等。古代文人雅士的桃源情结可以在琅琊山得到舒展，因而这里成为古之隐者最佳去处。“南谯古山郡，信是高人居。” （韦应物）清幽之境是隐士们的理想追求，明月松风，清泉石上，翠竹幽壑是隐士们的情思寄托，而对传统士大夫来说，琅琊山则为他们调和兼济与独善的人生矛盾找到了出路。

（四）醉乡文化

滁州有“醉乡”之誉。当年李幼卿以右庶子领滁州刺史，就因“无讼以听”，“居多暇日，常寄傲此山之下”，“公时举觞，酒酣气振”，“舍琴咏歌，同风舞雩，时时醉归”（独孤及《琅琊溪述》），开了琅琊醉文化的先河。此后，韦应物“采菊投酒中”，“载酒共行春”；王禹偁“病眼白头唯醉睡”，“唯吟把情入醉乡”。醉乡由此得名，如“醉乡原自选诗才”（文翔凤），“醉乡深处有梅亭”（叶茂才）等，醉翁亭名联也有“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之句。当然，醉乡的文化内涵更离不开欧阳修对琅琊山水的陶醉。他自号“醉翁”以命名醉翁亭，更写下千古名文《醉翁亭记》，字里行间充满醉意，一句“太守醉也”道出多少人生的沧桑和感悟。欧公寓醒于醉的方式是对传统酒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欧公摒弃了前人纵酒颓放、借酒浇愁或醉酒避世的消极影响，以放旷的襟怀正视自己失意的人生，醉心山水而又心系百姓，独善其身而又心怀天下，醉中寄托他的高尚人格和道德风范。人生的道路本来就很宽广，只要怀有“独醉还自醒”的心态，就能处理好人生穷达顺逆间的关系，既能善待自己，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又能于社会有益，这恰恰是醉乡文化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五）礼让文化

礼让文化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语》讲“夫子温良恭俭让”，“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孟子亦云“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朱熹则云：“让者，礼之实也。”（《四书集注》）可见，逊让是封建士大夫所追求的道德风范，并愿将这种风范推及到百姓。欧公贬滁若不抱有让的心态，就很难超脱痛苦，醉心于滁州山水和宽简之政，也就不能陶然自乐而有为政风流。让不是退缩逃避，而是以退为进。与其在朝廷卷入无谓的纷争，不如在地方踏实做些工作，而这并不违背儒家倡导的出处进退的处世原则。古人写醉常与愁、不醒相联，而欧公则将之与乐、醒相联。《醉记》六个“醉”字，十个“乐”字，归到一个“醒”字上。特别是最后一段乐字连篇，由禽鸟乐（知山林之乐），至人之乐（从太守游而乐），最后到太守乐（乐其乐），由自然到人类，由他及我，由此表现出欧公因看到国泰民安，人鸟各得其乐、和谐相处而在精神上获得的最大快乐。

由让而醉，由醉而醒，由醒而乐，构成了欧公贬滁后精神历程的三部曲。位卑不忘臣责，“进亦忧，退亦忧”，是醉翁亭礼让文化的精神主导。

   总之，研究醉翁亭文化对加深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推进唐宋元明清文学的研究以及地方旅游开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引琅琊诗文主要出自《琅琊山诗词选》、《琅琊山志》、光绪版《滁州志》等书，为行文简省，不一一详细注出。

②周本淳校《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1988年。

参考文献：

⑴《琅琊山诗词选》，黄山书社1990年

⑵《琅琊山志》，黄山书社1989年

⑶ 光绪版《滁州志》

⑷《滁州历史文化遗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⑸《中国古代美学艺术论文集》，上海古籍1981年

⑹ 刘德清著《欧阳修传》，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

⑺ 周必大编《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