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辞世，纪念性文章如潮，或煽情，或高蹈，或哀叹，或感慨，或借机批判时代的浮躁，诸如“一个时代的逝去”、“从此再无国学大师”之类的高调却虚情的感慨无数。然而在浮躁的哀思中，却有一些不为尊者讳的异样的声音，披露了季羡林先生的一些“糗事”，甚至还有李敖对季先生不屑一顾的评语。初看这些文字，的确有对尊者的大不敬之感。尤其是在世人悼念季先生期间。但是，细一琢磨，如此这般不为尊者讳，体现了更深层次的哀思和更真挚的感情。

2009年7月17日《大众日报》第九版载文《儿子眼中的季羡林》，披露了季先生小学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好，根本没有理想；季先生与妻子感情不好，与家庭有隔阂；季先生父子长达13年的不和以致隔绝；季先生在文革中整天开会搞运动，搞学问的爆发期是在80岁至90岁之间；季先生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等等。甚至季先生的“婚外情”，文中亦有详细记载：“父亲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一段恋情，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在父亲身边时，我也听他讲起过。伊姆加德是父亲在德国房东的女儿，经常帮着父亲打字，父亲的博士论文就是她打出来的。那个时候，父亲一人在国外，两人又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产生感情也是正常的。”“在他的生命中，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改变婚姻；对追求他的一些人，他也并不是没有产生感情，也不见得就不动心，像那个德国姑娘伊姆加德，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遵循传统。这样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譬如他与母亲感情不好，与家庭也有隔阂。所以说，他这个人，有一定的复杂性。”儿子在服丧期间，披露父亲的“糗事”，一般人看来这是大逆不道。我却不这么看。在我看来，当国人将一顶顶不实的“桂冠”扣在季先生头上，惹得老先生不得已“在病中辞三顶‘桂冠’”时，其儿子给我们描绘的父亲却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可爱、那么充满人情味！让我们感到季先生不是深居北大燕园的神秘“大师”，不是不苟言笑的威严“泰斗”，也不是高不可攀的至上“国宝”，而是我们邻家一位慈祥的老大爷，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山东老汉，甚或只是一个笑容可掬的老学究。

2009年7月16日《南方周末》报副刊版载文《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福》，是一篇季老的“孙辈”写的文章。文中以不无遗憾的口吻评介季先生：“季先生给我的印象,却不是那么过分冷静的学者,他似乎比较乐于把学问做得热热闹闹,做成显学与俗学,心志离着俗谛较近,有一些不太自然的表演性成分,其境界和陈寅恪、钱锺书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样的文字，不仅让人读出不敬之感，甚或读出对季先生的“奚落”之意。但是，写出这样的文字，真正是需要冷静思考和缜密论证的，尤其需要不为尊者讳的客观态度和无畏勇气。

还是2009年7月16日《南方周末》报副刊，载文谈到台湾学者李敖对季羡林先生不屑一顾的评语:“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李敖先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狂人”，他说这段话，不排除他抑人扬己，甚至不排除有作秀之嫌。但是，正如此文所言：李敖的话的确很难听,但是或许道出了一些真相。毕竟季羡林先生主要做的是比较文化、文字上的研究与翻译工作,难以有像他的师友蔡元培、傅斯年、胡适、汤用彤、熊十力、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牟宗三、钱锺书那样的“国学”代表作。

2009年7月30日《南方周末》刊发长篇文章《孤独季羡林》，文中更是对季先生一生的“糗事”做了概括：“年幼寄人篱下,青年包办婚姻,与爱人无共同语言,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爱人和女儿死了他从不参加葬礼,而是躲在图书馆以写作宣泄情感。”如此看来，季先生真是“糗事”伴随一生了。

“为尊者讳”一词出自《春秋》，原文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孔子在编纂《春秋》时，对于一些重大的、不好定论的史实，往往采取欲言又止，讳而不言的态度。即使有谈到，也只是三言两语蜻蜓点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孔子“微言大义”。而孔子所“讳”的人和事，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为尊者讳”就是要“讳”“尊者”之不足，“尊者”之弱点，“尊者”之隐私。一言以蔽之，有失“尊者”体面之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此一来，“尊者”也就成了完美无缺的“至尊”了。

“为尊者讳”的人，往往被视为识时务者。此等“聪者”，古已有之。范蠡知趣，散发五湖；张良识趣，辟谷学仙。不过，在我看来，即便“为尊者讳”了，“尊者”的不足和“尊者”的弱点一样不少，“尊者”的隐私照样为流言蜚语者传播，更有好事者，会将尊者的“糗事”生发开来，夸张描绘，以致有趣的“糗事”成了可恶的丑事，尊者也将无尊可言了。

季羡林的“糗事”，无损季先生的崇高，也不妨碍他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学者！抖落季羡林先生的“糗事”，无损人们对季先生的崇敬，也不会妨碍人们对这位长者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