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一大，顾虑就多：

这几天我有了离开福州的想法，最后又放弃了，是我自己底气不足，一是资金不够，二是各地病毒肆虐，各省之间都在互相管控。像省内已经出现了病毒，我这个时候出省到了另一个地方，会让那边的人反感，甚至会敌视。无论如何至少要被隔离，假如这是自费，那么我的钱又会少了很多，等隔离完后我再找旅馆，再找房子，那么我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当年我计划打工四个月存够钱再离开福州，那是没有料到现在的病毒，把病毒计算在内，我至少要准备一万块钱才敢到新的地方，由于遭人嫉恨，工作一再失业，也没多少积蓄。去年有个陌生人打我电话说会赞助我离开，怎么赞助却没有说清楚，想加对方微信也不愿意，如果他的意思是我到了新的地方后再给我钱，万一我到了新的地方他没有兑现，那我不是更悲惨，最后会因为身无分文找救助站，又被遣送回那个在小时候造成了我一辈子阴影的闽北农村，新的侮辱岂不是又来了。

年纪一大，顾虑就多了，如果年青就不用发愁不好找工作，随便找个工作存点钱再租房，再换其他工作，我如今已经过了四十，很多工作都不想招聘我，再过几年我就更艰苦了。我也是无可奈何，这些劫难其实也是自己造成的，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爱好和信念，所以也就一直被很多小人看不惯，他们步步为营，在我的周围蠢蠢欲动，暗藏杀机，这些劫难竟然是从小到大，我只是比马路上那些被弄残废的乞丐要舒服一些。小时候因为爱好文学被农村人精神摧残，长大后出门又因为爱好文艺被害群之马嫉恨，因为不喜欢某些人反而被纠缠不清，许多是是非非也是陆陆续续，仿佛那些人都是一个导师培训出来的，一样的语言表达，一样的表情释放，像是邪教又像是传销组织。小时候他们逼死我的母亲，断了我的亲恩，长大后又夭折了我的青春，当摧毁认为我可以爱情的年纪，又继续摧毁我能够打工的年纪，这些人都在洋洋得意的说，我这岁数了，去哪里也没人要了。

想起母亲的死我又觉得自己的软弱，母亲选择了离开福建自杀，她这样就是表示自己不是福建人，她是在控诉一方水土，生不是福建人，死不是福建鬼，她做到了，我却还在福州苟且偷生。我现在的勇气还不如过去，过去我还割破过手腕和脖子，鲜血流淌上身，衣服都染红了，说起这些唯有在京城的时候有人会叹息，劝我不要自残，在福州一说起自己小时候的事，别人却觉得我有目的，想引起别人的同情，其实我只是心里憋了很久，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没有人说话，需要有人说话而已。就因为自己独处，每每受刺激只能压抑在内心，其他人有亲戚有朋友，找自己人发泄几句第二天就忘记了，而我却一直记着，日以继夜，就这样压抑了几十年。有人说我悲观，还不如说我很悲愤，这是用词的特意规避，用悲观似乎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属于咎由自取，如果用悲愤就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了，是和周围相联系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愤怒。

当愤怒到了极限我就会控制不住，或微博发帖诅咒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去死，监控只在乎我的违法成真，不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现在这样，难道窦娥会无缘无故去诅咒一个地方，还不是小时候当地人把我伤害的。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假如我不是在福建长大，不是在那样的农村里，以我如此的文艺激情，谁敢说我不会是李白，不会是莎士比亚，一些人却穷凶极恶的说，就是我要颠沛流离，要我寸步难行。我在福州无论住哪里，我都没有和周围邻居正面冲突过，一些租房里我连邻居长的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住了一年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像现在的租房我连房东家里多少人，长的什么样，邻居是什么人我都一无所知，没有特意去接触也就陌生了。无论住哪里，又脏又乱的总是邻居，比如厕所大便不冲，比如垃圾放门口不丢，曾经住在群租房里面，某个邻居成天呆在房间里玩游戏，深居简出，也不找工作，搬家后房东过来一看气急败坏，房间的垃圾堆积如山，房东用大袋子装了两大袋子。

我没有完整的父母，缺乏家庭的关爱，小学也没有毕业，养父的亲戚没有把我视为郑家人，别人出门叫打工，毕竟有亲戚，我出门叫流浪，我没有亲戚愿意帮忙，我能找到工作算是幸运，找不到就睡马路。上世纪1997年我出门打工，没有同村愿意帮忙，钱也不多，最后饿了两天，睡了两个晚上的马路，后来在一家小厂找到一份工作。车间主任是福州本地的，他说不招人，后来我苦口婆心说自己两天没吃饭了，说了很多难处，厂长是东北人，立即就把我收下了，还借了我一百五十块钱买被子蚊帐，我还记得那家工厂叫明日衣架，厂长姓池。谁对我有恩，谁暗算过我，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暗算我的人我也没能力去报复他们，不过是写东西发泄一下，他们有钱有势还可以借刀杀人。对我有恩的人我也没能力报答，至今都是颠沛流离，如果故人相逢，请吃一顿饭的钱我还是有的。能被我一辈子记住的人没几个，古人也说千金易得知己难寻，人的一生真正的好朋友其实也没几个，那些趋炎附势的不是朋友，最后也会树倒猢狲散。

以前我认为是朋友的人也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重逢，一些我还亏欠了他们，南京张居士、浙江李扬鸿我还欠他们的钱，他们的钱是借给我的，和其他人无偿帮助不同。许多年前我在福州亏欠过一个女生，闽人，她很清纯，房间里有一本《简爱》，也是因为这件事我忐忑不安，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从此我洗心革面，搬出了那个混乱的城中村，不再和流氓称兄道弟。我还亏欠过另一个女生，她是武汉人，在夜场上班，我的江西朋友欺骗了她的感情，朋友已经结婚，那时候我还年青，对男人沾花惹草觉得很正常。但是这个武汉女生却很仗义，我每次过去做客她都会弄些好吃的，当她发现真相后哭着质问我为什么不告诉她。那一晚她就坐在我的面前，朋友只顾喝酒装傻，其他人也不敢多嘴，我也一样，后来我也不和他们来往了，或许是自己有愧疚感。精神上能共鸣的朋友还是在北京遇的多，京城和地方的区别就是京城很多文化思想这方面的人才，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市井小民也会因为自己懂点文艺引以为傲，在一些地方则会被排斥。（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