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波
图/十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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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笑：中国摇滚新教父、中国摇滚乐现场之王，他的音乐和现场表演被无数人翻唱和模仿。他将东方的“古筝”与西方的摇滚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世界摇滚的全新声音——中式摇滚。自十几年前的迷笛音乐节到今年五一期间的几场音乐节中，谢天笑与冷血动物乐队凭其无以复加的疯狂表演，震撼着每一代摇滚乐迷。
十几年前的谢天笑与冷血动物，在北京的摇滚圈里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卒，那时的谢天笑留着一头长发，在迷笛音乐节上狂砸吉他，后来，他在雪山音乐节等多个音乐节上继续疯狂地砸着吉他……今年五一，他还在三场音乐节之间赶场。如今的谢天笑已不再砸琴，而是改弹古筝；曾经自由散漫的一个人，也已为人父；曾经在舞台上甩着的长发，也变成了简单利落的短发；还有，他已成为继崔健之后的新一代摇滚教父，演出酬劳从十几年前的几十元，逐步递增至六万元。而这一切的改变，还要从音乐节说起。
当年的迷笛
当年的摇滚青年
北京是个处处充满包容与开放的城市，在正午的CBD，写字楼白领和楼下工地的民工一块开餐；在周末的798艺术区，知名画家和拖家带口的外地旅行团共处一室；在N多音乐节上，满眼好奇的农民工和浑身刺青满脸铁钉的摇滚青年摩肩擦背。当摇滚乐与商业过于暧昧，主流与小众过于亲密，自由的摇滚精神才得以真正地释放，至少谢天笑这样认为。“要不是十几年前我来北京看了一场摇滚演出，从此爱上了摇滚乐，不然哪有现在的我啊！”多年前，在迷笛学校的大食堂里，谢天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场迷笛音乐节的演出。“当时台下的观众都是迷笛学校的学生，那场演出完全就像一场迷笛学校的内部汇报演出，还不能称之为音乐节，不过那次演出吸引了很多人。有的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学校食堂的厨子和附近的民工，他们挤得把脸贴在食堂窗户的玻璃上往屋里望，非常Hing。”
当时处在地下状态的谢天笑，说自己的生活每天除了演出就是姑娘和啤酒，当然还有身边的朋友，那时的他过得无忧无虑。“挣几十块钱也挺高兴的，根本没计算过钱，也没什么长远的打算和目标，生活特纯粹特干净，就像挤在迷笛音乐节窗外的那群人，只是充分享受着摇滚乐带给我的乐趣。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此后，谢天笑像第一次在迷笛音乐节上的演出一样，在每一个舞台上肆意挥洒着热情，也渐渐被大家冠以“中国摇滚乐现场之王”的称号。
砸琴不是例牌表演
别看谢天笑身材瘦小，尤其是现在的短发让他显得更加单薄，生活中的他说话声音不大，表情不多，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有点腼腆。现在的他不抽烟改喝茶，能不熬夜就尽量早睡，不认识他的人，肯定不会把这样的男人和摇滚乐扯上关系。可事实却是，舞台上的谢天笑爆发力十足，每场演出都能把现场掀起高潮，而这高潮中不乏歌迷呼喊着的“砸琴！”声。
演出结束后的砸琴行为似乎已成了谢天笑的某种招牌，甚至一次在日本的演出中，“砸琴”这一项被写入了演出合同。“起初我砸琴确实就是情绪的爆发，绝对没有刻意安排，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好像变成了例牌表演，这就没意思了，所以我不玩了。”谢天笑说起那次日本演出时候的吉他，“我是没舍得砸，三万多块呢，砸了还不如给我留着用呢。可要是我不砸的话，主办方也不会把那把琴拿出来。”毕竟，兴趣和激情一旦被功利和责任“强暴”，一切单纯的美好也不复存在，所以，谢天笑努力和他的团队创新演出形式，受崔健和王勇早年前将摇滚和古筝融合的表演形式的启发，谢天笑将之加以改造，创立了自己新的摇滚现场表演形式。
中国摇滚乐需要高素质音乐节
出道十多年，看着中国摇滚乐发展的谢天笑参加了很多音乐节，也在这些音乐节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服务不到位、安排不合理、管理不严格等。他说看到很多参加音乐节的乐迷本来是奔着看他们演出来的，却得不到最好的享受。除了音乐以外，主办方的安排和服务以及现场氛围，会给很多刚刚接触到摇滚乐的观众以不好的印象。比如观众被雨淋湿了却租不到帐篷过夜、食物价格过高一根小香肠十元一杯啤酒十元、找不到卫生间或卫生间离舞台距离太远等，都给摇滚音乐节的脸上抹了黑。
“比如你是个摇滚迷，你想和一个从没接触过摇滚乐的朋友分享摇滚现场的兴奋，结果你带人家来了，现场脏乱差，东西又卖那么贵，还有人在打架，环境和氛围都很糟糕，那人家还怎么对摇滚乐感兴趣？没准演出没开始人就撤了呢。所以不要因为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好汤，音乐节是个大平台，对摇滚乐来说是很好的表现机会和形式，音乐节也能迅速把摇滚乐带给很多人，毕竟，摇滚现场的那种Hing是能迅速扩散的，也能最快感染一个对摇滚乐陌生的人。”作为新一代摇滚教父，谢天笑的眼神中写满了对摇滚乐的责任，“中国摇滚乐需要更高素质的音乐节”，他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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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2 14:4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