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背后的关注

     进日来，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央视热播，引发记者对我有不少提问，问我的很多作品像《宰相刘锣锅》、《年轮》、《一年又一年》、《集结号》等都带有很明显北方文化的气质。是不是在创作电影视音乐的时候，先对影视剧的题材感兴趣然后才接受创作吗？还是有这种喜好的先后顺序？

    我回答当然是有的。第一是创作团队，这一点最重要的。我所说的团队是强势在编剧、导演、摄影、美术、音乐各个层面上都有追求并达到一定境界的艺术创作群体，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好、做大、做成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剧。如果每个人都想着差一分没关系，还有其他人来补充的话，等作品完成时，这个团队整体的合作水准恐怕就不及格了。第二就是风格和题材的选择。首先，重大题材是最好的合作取向，所谓重大题材，一定是关注大众并被大众所关注的艺术作品。我们常常会遇见要处理好艺术创作的小众和大众的关系问题，有人把小众误解成为一小搓人的不雅个性或脱离实际的高屋建瓴，显然是错误的。小众是通过大众的反映，不断积累和梳理以后建立的一种科学理念，这种理念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根本不是只为了小众而愉悦，实际上是为了指导大众，引领大众不断对艺术有更新，有直接认识的一种方式，这个才对。所以无论是从我早期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京华烟云》、《搭错车》、《贞观长歌》、《密战》、《老大的幸福》，还有我手头上正在写的《孔子》都是这样的一个合作选择。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创作。

      问题还涉及到在央视刚播完的《老大的幸福》反响非常好。片头曲《妥了》歌跟我以前的风格挺不一样的，很好玩的一个歌，有点诙谐。问我是在尝试突破自己的擅长的风格吗？

      突破自己是每一个音乐家都特别渴求得到的。我的主要作品都是在影视音乐当中。影视音乐创作首先第一点要为影片服务，影视音乐在影视作品当中它不完全是最重要的，影视是导演的艺术，是在导演指导下的音乐、美术、摄影、录音、编剧的集体智慧的创新艺术。所以我们音乐作品更多的要符合影片的风格，无论我的作品是比较内敛、比较深沉、比较深刻、比较诙谐等等都跟剧情故事有关。像《老大的幸福》轻喜剧的电视剧我写的不多，所以大家以为我改变了风格，其实我早期的影视作品《宰相刘罗锅》也完全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宰相刘罗锅》是典型的京剧、京腔，吸收了京剧的音乐元素，京味的曲风烙印在作品当中，通过同声的附和，表达出对贪官的愤恨，同时对刘墉机智的赞赏。而《妥了歌》，则运用了东北人唱见的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习惯，随意、轻松、简捷明了，运用了没有主题的衬词式的手法来表达，“妥了”，就是这样。我试图抓住这样一个特点，把歌曲写的似唱非唱，还掺杂了东北二人转的音乐元素，但又不是典型的二人转的旋律，营造了一个极为轻松、诙谐的气氛。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莫把身边已经淡忘和不经意平常丢掉，也许那恰恰就是人们久违的的人生幸福。

     说到风格突破，实际不是风格的突破，只是我在不同风格上的一种展示而已。

     再就是问到,就影视作品而言,音乐民族化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吗？

     在风格的问题上我最近些年一直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传统音乐的民族音乐不是在风格上不被人喜欢，也不是我们的传统音乐被我们自己民族舍弃掉了。客观的讲，我们民族器乐的演奏法在表达现代理念的丰富程度上已经不适宜现代的艺术表情了。比如说二胡、古琴、古筝，像这些乐器都有它在独特意境当中的表达，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但是现代人审美需求，在激情碰撞的时候要求艺术手段的表情要有更为强烈和反差对比，要求音乐的张力和宽阔程度上更加热血沸腾一些，这个恰恰都是民族乐器不易做到的，五度相生律的乐器和十二音律的乐器在这一方面有了不小的差别，乐器和乐器之间演奏法上在和声结构，架构起来没有像十二音律的乐器那样有着张力体系体现，这个张力体系最简单，就是高声部、中声部和低音部之间和声架构在民族器乐当中有着多声部结合的不足，换句话说就是民乐它做不到。

    艺术没有绝对真理，意境中的诸多环境里，民族器乐有它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电影音乐当中，音乐风格至关重要的，是导向电影整体风格的关键所在。举个例电影《黑鹰计划》，这个影片一开始，茫茫沙漠风吹过，点点沙尘罩满天，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地区的带着伊斯兰佛教色彩男生的清唱，让所有的观赏者在瞬间就锁定了是一个什么地域。有意者可以做这样的试验，如果在此画面上配以维吾尔族的音乐旋律，毫不犹豫的你会将同一种画面锁定在新疆塔克拉玛甘沙漠地域。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和风格。

    我们都是实践者，我们都不必急于回答那些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验证的很多问题。固步自封的态度是不科学的，我们完全可以平下心来一起来探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