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树人到鲁迅

作者：刘世芬  原载：《今晚报》2021年7月22日第12版

　　《鲁迅传》有多种版本，我独喜欢许寿裳。一直以来，“鲁迅”成为一个符号，往往很“教科书”，很“官方”，甚至很“神坛”。但许寿裳笔下的鲁迅，则很天然，很“原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

　　最初的周树人，很不“高大”，甚至十分怯懦。从周树人到鲁迅，其间的徘徊、彷徨、挫败，成为一个伟大灵魂之必须，被我久久打量。二十多岁的周树人依然过得很折腾，在日本留学的七年，他不断转学，显然，此处的“转”等同于“流转”“辗转”“流徙”，更是周树人内心的迷茫、惶惑、不确定的外在表现——他一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在仙台医学院时的周树人，早已瞥见四肢发达的国人是何等麻木，于是毅然弃医改行。平时我们总是把“弃医从文”脱口而出，其实从“弃医”到“从文”并非一夜之间，周树人“弃医”的同时也并未确立人生目标，而是筚路蓝缕，屡启山林；“从文”，也是后来的事了——他从仙台回到东京首先参加的是革命党：光复会。周树人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国暗杀。这时，他的怯懦适时造访：如果我死了，我母亲谁来照顾？

　　幸而周树人没有成为荆轲，否则中国文学史该有多么沉寂。周树人的犹疑受到“组织”的严厉批评，显然，他并不具备“彻底的革命性”：哪有一边革命一边惦记家人的呢！被淘汰，成为注定的命运。

　　从周树人这一段时间的阅读和书写来看，杂乱无章、漫无目标甚至自相矛盾。他在东京闲住两年多，每周末去章太炎的寓所听经学课，只用文言翻译了一本小说集，写了几篇头绪纷乱的文化论文；外国文学，他也一直在介绍，但从无系统。从心智上看，在成为“鲁迅”之前，周树人其实意志消沉、徘徊游移。但尚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当他一个人生病，躺在榻榻米上，对着月光下的自己的影子说：“只有你知道，我是一个人在挣扎，只有你知道，有多少次，我已经向命运投降，渴望一死了之，但我终于活了下来。”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三年后，周树人回国做中小学教师，做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小官，谋生而已；其唯一兴趣，是校雠古籍，抄录整理古碑。回国后转向国学，是当时留学生中常有的事，但是他做的闲事，与他的留学毫无关系——日本七年，在他的生命中成为潜流，至今没有人理解的一段生涯。

　　但是，彷徨着、徘徊着的周树人才是活生生的真实的——人，才不至于让许多人被“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名片“吓”住。同时我们更明白：要有鲁迅，必须先有失败者周树人。

　　如果不是春天的北京南半截胡同里钱玄同的适时约稿，当时的小官周树人要“熬”到何时？被包办的婚姻中没有爱情，他只能制造对文字的爱情。当钱玄同从周树人手里接过寄托着理想和使命的《狂人日记》手稿——此时，这个人的名字叫“鲁迅”。

　　救治肉体与救治灵魂，这两件事，让许多作家经历了同样的挣扎：毛姆、渡边淳一、柯南·道尔、谢阁兰……我们发现，由医而文的作家，他们的“呐喊”始终存留着一种理性和冷静，因而他们沸腾着的热血皆有尖锐的指向。“呐喊”意味着什么，早已不需论证。鲁迅这驾偏执的“战车”，不惜肉身，忘我，无私，这是一种不惜身的气质，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级情感。这个世界，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可是“不惜身”依然稀缺。物质时代，别说献身理想，仅仅理想二字本身，已经穷尽难觅。当我们身边充斥太多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时候，这样一个执拗“呐喊”的人，总给人一种另类、清凛的异端印象，一种对理想的死执。某些时候，某些胜利者往往最是无耻，流氓刘邦成功，君子项羽失败，越没有底线，“成功”的概率越大。如此事例，中外历史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一个高贵的囚徒。

　　感谢那些弥足珍贵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