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海:《唐诗学引论》，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8月第2版）

 

清源篇

 

唐诗的社会渊源

 

唐代文学以寒士为主体，这跟两晋南北朝时期显有区别。……盛唐名家里，李白自称“陇西布衣”（ 《与韩荆州书》）；孟浩然终身未仕；高适长时期落拓江湖，四十六岁始中科举；岑参自幼家道沦落，壮盛以后遍历边陲以求取微官；杜甫算是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而本人求仕长安时，仍是过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更不用说中年以后的颠沛流离了。下而及于元和诗坛，孟郊以贫寒著称，张籍、王建止于卑职，贾岛做过和尚，李贺一生未曾应举，刘禹锡、柳宗元因参加王伾（pi1）、王叔文革新集团而遭贬逐、废置，只有白居易、韩愈等少数人晚年稍见显达，而亦都经历过一长段寒士的生涯。这些作家之间有着基本相近的生活道路和习性、趣尚，跟潘、陆、颜、谢之类士族文人大相径庭。（p36）

 

文人生活的三个主要方面：漫游、从政、应举。

 

东晋有个大名士王徽之当了车骑将军桓冲手下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你管的哪方面工作？”他说：“不知道，只看见时常有人骑马来，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总共有几匹马？”回答说：“不问马，怎知道数目？”再问：“近来马死了多少？”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又一次，桓冲对王徽之说：“你在府中的日子久了，应当料理一些事务。”王不作答，只是两眼高抬地说：“西山的早晨真令人气爽啊！”（见《世说新语·简傲》）（p39）

 

从政的追求，促成了唐代文人以功业自许的怀抱。（p40）

 

从政的追求，还养成唐代文人对世务的关心。（p41）

 

唐代科举考试不全取决于一张试卷，相当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时的声望，由此衍生出一种行卷的风习，即应试者将平生精心撰作的诗、文、杂著各类文章汇编成卷，投献于达官名流，请他们为自己延誉。唐人看重行卷，决不亚于科场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广，也决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诗一赋所能包容得了的。（p42）

 

不过从总体上看，上面说的这三个方面（漫游、从政、科举）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仍是唐人生活的突出标志。从政作为人生的目的，科举为通向政坛的主要门户，漫游又是应举与从政的准备，三者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就其对诗歌的影响而言，漫游为创作提供了生活的原料，从政给予诗人以思想动力，科举则又促进了多方面的艺术、文化修养和较为普遍的文化氛围，三方面的结合，恰恰为诗歌的繁荣创造了合适的条件，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比较特殊。（p43）

 

唐诗的思想渊源

三家以外，唐代社会开放心态的另一征象，便是任侠风气的抬头，它为当时代社会思想的构成增添了新的成分。任侠，虽然不同于儒、释、道那样各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观点，但它确是唐人身上的重要习性，是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时代风尚，不仅显现为游侠之士的众多与活跃，更其反映于文人士夫对侠的爱好与仿效，致使侠的气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唐代士子的精神素质有异于六朝世族和两宋儒生，这是一个显著之点，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文化心态所不容忽略的。因此，任侠应该与儒、释、道等列为唐代社会思想的四大潮流。（p45）

 

任侠的风气到唐代出现了高潮。追究它的原因：一是唐承隋后建立起大一统封建王朝，北方少数民族游牧而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唐代社会生活中来，构成唐代文化的一个因子，给游侠传统增添了新的血液。二是唐代商品经济兴盛，都市繁荣，这正是孳生游侠活动的温床，为唐人任侠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便是时代变革引起的封建礼教的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它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这样一种张扬个性、推尊独立人格的观念，就在任侠的活动中找到了最生动的表现形式。（p46）

 

比较来说，儒、侠二者在社会思潮总体中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宗儒，大体上指明了唐人的政治方向；任侠，则更多地显示了唐人的人格精神。两者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合成唐人思想的主干。在立身处世的原则上，儒与侠找到了一致的基点。儒者主张“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者叫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而侠士则不论穷达，都要济世。儒与侠相结合，促使儒家传统中“济苍生，忧社稷”的一面得以充分展开，而任侠的思想行为也获得了较为开阔的视野，这对于诗歌创作的写照人生、体察民瘼，是大有益处的。然而，在对待个体的人格态度上，儒与侠又颇有差异。儒家虽不否认个人的尊严，但它更加强调礼教伦常的规范，要求个性人格从属于这一规范，而侠的精神却是以个人的价值和个体的主动性为出发点，甚至不惜扰乱现存秩序以伸张个人的一直。儒、侠之间的这一矛盾，在唐人心灵深处筑构起一种特殊的张力，使他们时时偏离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显露出反抗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自由的叛逆倾向，给诗歌作品带来了慷慨不平的气调和豪迈不羁的热情。总之，重事功和重个性，可以说是儒、侠两大潮流相互撞击、相互渗透下的思想结晶，它们合在一起，保证了唐人在协调社会与个人关系上取得相对的平衡。这是上升、变革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而唐代文化心态之成为我国封建历史时期发育最正常、最健康的思想形态，原因就在这里。（p56-57）

 

但无论从消极或积极意义上看，佛老在唐代都只能算作“儒-侠”思想轴心的补充物，而并不能取代前者的主导地位。佛老思想的主要贡献，还在于推动了传统思维和审美情趣的变革，它把我们民族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对于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文化形态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刺激作用。（p57）

 

唐诗的文学渊源

 

《山石》一诗由黄昏入寺投宿叙起，接入寺庙的古朴景象和夜深的清幽境界，再转到天明以后独行寺外饱尝大自然的野趣，而归结到林泉自乐的人生感怀。……这完全称得上一种散文化了的诗，它既有诗的情趣、意蕴，而又带有散文的潇洒自如的风致，证明以文为诗的路子是行得通的。（p67）

 

唐诗之为唐诗，其根本动因在于时代生活，正是唐代社会阶级关系的变革和由此带来的唐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为诗歌创作的繁荣兴盛提供了历史的需求与可能，而没有这样的需求与可能，一代新风的唐诗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社会渊源才是唐诗发展的真正本源，其他因素都要受社会条件的制约。（p71）

 

别流篇。

辩体篇

唐人绝句

唐代由于音乐曲调的变化，旧的乐府诗往往不能配乐，于是乐工们常将文人创作的绝句拿来合乐歌唱，这也是绝句特盛于唐的一个重要原因。（p110）

 

绝句篇幅短小，难以像古体诗那样铺排场面、景物，叙写事件和情感发展的全过程，多用于抒述诗人在瞬间的片段的生活感受，一点一滴，都是诗人心灵的结晶。（p110）

 

至于绝句的语言风格，应该是真切、自然而有余味。（p112）

 

一则篇幅短小，不容许过多的修饰；二则常用作乐词，不能写得古僻生涩。（p112）

 

代表其（七绝）最高成就的李白和王昌龄二人。（p113）

 

唐人律诗

律诗的“律”，指的是诗歌的声韵格律，包括限句（每首八句四联，长律不受此限）、限字（每句五言或七言，六言极少流行）、限韵（偶句押韵，限平声韵，一韵到底）、平仄（通篇字音有规则）、对仗（在中间两联）诸方面。（p117）

 

（律诗体制上的两个特点）其一，它的篇幅介乎古诗与绝句之间，既不便于像古诗那样放开笔力，自由驰骋，也不同于绝句要尽量收缩，集中一点。……如何在有限的实际空间里争取到更大的艺术空间，便成为律诗体式发展过程中不断被人提出并不断得到推进的中心课题，是律诗艺术创造的一大焦点。其次，如上所述，律诗的特点是格律限制极严，不仅要像近体绝句那样定篇、定句和讲求平仄声韵，还要组织对仗，加长篇幅，从而大大增添了写作的难度。（p118）

 

总的说来，律诗可以认定为最难写也最好写的一种诗体。说它好写，因为若不追求意境深广，体气醇厚，只要拼凑起中间两联对仗，再装上一头一尾，即可成篇。……说到难写，则由于要在有限的篇幅和严密的格律限制中开拓广阔的天地，进入自由的境界，好比戴着镣铐跳舞，而又要求舞步的优雅自如，从容中节。这当然给这一诗体的创作，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唐人律诗数量最多（约占现存《全唐诗》一半以上）。（p118）

 

然则，杜甫在律诗艺术上的创新，又表现在哪些主要的方面呢？

我们看到，杜甫以前的律诗，内容比较单一，多限于一般的抒情写景。杜甫开始将叙事与议论的成分引入诗中，并同抒情写景紧密交渗在一起，尽可能使诗句产生多方面的功能。……/

杜甫律诗的另一特点，是爱用正反相形的艺术手法，通过不同角度的相互映衬，使诗歌意象获得更加充实的含义。这种形式常见于对仗上下句间，如《登楼》诗的中间两联，一动一静，一褒一贬，构成强烈的反差，就容易打开人的思维联想活动。他如“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都属于这样的结构。但正反相形并不限于对仗，也可用于一句诗的内部。像《登楼》的起句，“花近高楼”写大好春光，紧接着却用“伤客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丽景与哀思形成尖锐的矛盾，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注意，由此兴起“万方多难此登临”的感慨，笔势盘旋而出，力透纸背。（p122-123）

 

无题诗，就其多数写得成功的篇章而言，所要表现的是一种“哀乐循环无端”（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的感情境界，而非如一般诗歌里的明确的意念。这种感情的境界，在诗人笔下是以悲剧性的爱情相思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但又不必拘泥于爱情生活这一点上，而亦可以旁通于人生的其他领域，诸如政治的失意、身世的沉沦、年华的消逝、家庭的不幸以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走向衰颓没落的悲剧性时代氛围，都能借以得到概括反映。要说有寄托，这也似乎可算作一种寄托，但并不同于传统比兴方法的所谓“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文心雕龙·辨骚》）那样明确，它不过是感情心理上的同感共振而已，或者说得确切些，叫作寄托在有无之间，可以意会，却难以实指。无题诗之所以给读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朦胧感乃至晦涩感，成为千古不破的“诗谜”，原因就在这里；而它之能够吸引各个时代的人们去细加玩味，甚至在无法确定其所指意图的情况下，仍能感受其艺术上的巨大魅力，道理也在这里。（p127）

 

无题诗的创新意义，正在于它以最大的限度扩展了诗篇的心理空间，以致把全部外在的情事都包罗、消融到这里面来，从而给作品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容量。加上诗人充分发挥了律诗的精工辞调与绵密体势，造成一波三折、回环映带的抒情格局，更便于淋漓尽致地摹写人的心曲。（p128）

 

如果说，唐人的古体着重发扬了诗歌的风骨与兴寄的一面，在风骨与兴寄的主导下来运用声律、文辞，产生兴象和韵味；那末，唐人的律诗/则更为突出诗歌声律与辞章的一面，从声律、辞章入手来开拓意象情趣，寄寓风骨与感兴；而唐人的绝句又特别注重诗歌的兴象与韵味，以兴象与韵味为统摄来协调风骨、兴寄和声律、辞章，求得诸方面要素的浑融无迹。（p131-132）

 

附录 “立此存照”——《唐诗学引论》书后

 

我搞唐诗学研究，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是采集、收录有关唐诗的书目，摸一摸唐诗学的家底；第二步整理、汇编历代评论唐诗的资料，充分吸取前人的学术成果；然后第三步，方始考虑以今天的眼光从事理论上的概括，写出一本或许可以名曰《唐诗学》的专著来。（p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