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人，应该没有不知道于丹的。不管是誉也好，毁也罢，于丹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了一份贡献。几年前看了几讲《论语感悟》，不得不承认她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也读了部分《庄子心得》，通俗易懂，解说流于肤浅，甚至不少稍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就能发现的错误解读，对其不以为然。然而，听闻北师大有她的公益讲座，见一见这位大名人，听听她讲得多差，也是好的。
　　
　　
　　下班后我急匆匆地赶过去，还没到图书馆门口，就听见响亮的齐声呼叫：于丹老师，于丹老师。走近门口，看见一大群人被堵在门口，而于丹被簇拥着走过来，见这么多学生在外面，问怎么回事。知道了门卫不让进后，她当即说，我待会跟门卫说，都让你们进来，你们别急。为了不错失这场讲座，我尾随着于丹，混在北师的学生后面，从正门进去，然后走楼梯直奔三楼，最后幸运地挤进了三楼的报告厅。
　　
　　
　　于丹一上台就跟主持讲座的一个院长商量，让学生进来，她把讲台上的空地让出来，前台、过道的空地也安排给外面的学生。院长同意后，她让工作人员给门卫打电话，让门卫把外面的人放进来。跟门卫说了好一会，大概畏于于丹的名气，还是答应了让学生进来。于丹的这种行为，让我对她的看法大为改观，因为上次刘震云的讲座就有一般人被拦在外面而不准进，刘震云没有半点这样的情怀。当然，这跟于丹是本校的老师有关系。尽管如此，于丹对听众的这份热心，在未开讲之前就赢得了三分敬重。
　　
　　
　　她站在讲台中间，拿着一个麦克风，没有讲稿，从世界末日讲起，说末日过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接着谈及她对慈善的理解，及北京“7.21”大水152个农民工自发去京港澳高速公路上救人的故事，讲起汶川地震一个贵州乡下的叫陈顺江的人，给她寄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的信，里面装了厚厚一叠的钱，她数了数，一共是14.6元，最下面一张是五毛的，然后是几张两毛的，其他的全是一毛一毛的。陈顺江说，看到汶川的人们受灾，他想尽一份微薄之力，但政府机构、红十字会他都信不过，他在电视上看过于丹的讲课，觉得她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便把自己的工资寄过来托她转交。于丹还讲了韩国导游王丽娜的故事。汶川地震时于丹正在韩国讲学，听说地震了，决定提前回国。王丽娜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韩国人，她从小在韩国长大，说的是韩语，吃的是韩食，是一个完全的韩国人。听说汶川地震了，突然想起自己有中国的血统，便把当月的工资在第二天于丹上飞机前交给了于丹，由于时间匆忙，她没来得及将韩币兑换成人民币，后来于丹问接受的人员，这笔钱这算成人民币是多少，那人告诉她，一共是600多元。于丹说这两笔钱，虽然数额很小，却是她接到过的最沉重最有分量的。然后又讲了搜狐上看到的王全胜与黄慧英的故事：王全胜与黄慧英相识时就知道黄慧英肾衰竭，但还是决定跟她在一起。王全胜工资一个月3000多，却在七年时间为黄治病花去20万。黄慧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并且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她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跟王全胜结婚，王全胜几经犹豫还是答应了下来。于丹说这种犹豫其实是一种担当，是一种责任。这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却散射出人性的光辉。
　　
　　“慈善并不只是捐钱，慈善是论心不论绩的。感性的慈善与理性的制度建设，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财物布施是一种慈善，但更高的布施是法布施。”于丹讲起来声情俱茂，妙语连珠，真是一个演说家。从“慈心善举”，讲到“知行合一”。讲到知行合一，不得不说到王阳明。她对王阳明了若指掌，从他的出生讲起，讲他13岁母亲去世后云游四方，15岁走出居庸关，远游归来后读圣贤书，打通儒释道。他从21岁到25岁一次次落榜，28岁才中进士。后来去做官，面对东西厂锦衣卫的横行及噤若寒蝉的士官局面，他挺身而出说了真话，结果被彻底撤职，并流放到贵州的小山村。而正是在流放地，王阳明悟出“致良知”，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后来王被朝廷重新起用，50岁那年官至大明朝兵部尚书，文治武功可谓盛矣。后来又讲了杨绛、秦怡的故事。杨绛在爱女、丈夫去世后，将钱锺书7万多页的读书笔记整理出来，并把所有的收入74万元全部捐给清华大学，设立一个基金，帮助那些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清华让她说几句话，杨绛鞠了一躬，对接受捐助的人说，谢谢你们成全了我们的心愿。秦怡作为一个著名演员，人生却有三大遗憾：作为女人，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作为演员，没有演过一部满意的电影；作为母亲，只求她的傻儿子不要把她的脸打坏了。在汶川地震后，她提了一个大袋子，也没上前台，就在后台把20多万元钱交给了工作人员。于丹说，这些人，在自己历经苦难后，仍坚持和传递信念，让人心安稳，才是最大的慈善。
　　
　　最好，于丹讲自己对自己的慈善：喝点朴素的茶，读点中国朴素的书，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重新给自己一点时光，一点滋养，让自己的心磨得像一块明镜一样。她以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作结语：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它。
　　
　　不得不说，听于丹的讲座是一种享受。本是抱着坏心而来，但这场讲座却改变了我对于丹的看法。
　　
　　
　　附：王全胜与黄慧英的故事
　　
　　2012年12月25日，成都，44岁的王全胜与42岁的黄惠英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草堂病区举行病房婚礼。
　　
　　相识之初，王全胜便知道黄惠英患有肾炎，难以生育。最初，他有些犹豫，因为他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想在这段婚姻中有个儿子。两人约定，等到黄惠英肾炎治好后，他们便结婚。为医治黄惠英，王全胜已经花了近20万，而王全胜每月工资不到3000元。谁知，黄惠英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每年她都因为腹泻和呕吐入院四五次。在王全胜的记忆中，恋爱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由于黄惠英身体较差，这七年来基本是“无性恋爱”。有一次，黄惠英因肠梗阻入院做手术，王全胜想过偷偷离开。然而，他走出病房，回头看到恋人孤零零躺在医院时，心一下就软了。那一次，这个中年汉子躲在厕所大哭一场，决定再不言放弃。
　　
　　11月底，黄惠英再次入院，被诊断为患有“肾衰竭”。12月3日，她得知诊断结果后，她给王全胜说，“我们结婚吧，我死也要当你的妻子！”王全胜当时没有应允。纠结16天，他说“当我的老婆吧”。
　　
　　他有顾虑，如果结婚，他以后可能面临第三段婚姻。而且，黄惠英离世后，他有能力去照顾她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女儿和她年迈的父母吗？
　　
　　一周前，黄惠英陷入昏迷状态。几天前，黄惠英清醒过来，除了王全胜，她谁也不认识。王全胜突然明白，如果不答应女友的求婚，他这一辈子都会留下遗憾。思考整整16天后，王全胜告诉黄惠英答案，“当我的老婆吧”。听到这迟到七年的答案，黄惠英像孩子般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