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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海先生

读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为其卓绝的史识与弥满的才气而击节；读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思想史》，为其求真的精神与历史还原的追求而叹赏；而读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引论》(下称《引论》)，又不得不为其宏阔的视野与动态的研究而折服。

虽然只是一部“唐诗学”的“引论”，但它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唐诗的蓝图，这不得不归功于陈先生宏阔的视野。陈先生在《余论》中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唐诗研究不能仅限于一首首诗作的笺释、一本本诗集的考订、一个个诗人的评论，还需要进一步对唐代诗歌发展和唐诗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全局性问题加以总结和反思，探讨诸如唐诗的性质、特点、源流、因革、主题、意象、法式、体制、风格、流派、邅递、影响、经验、教训以至于学术史、学术派别等，一一作出概括性论断，这才能确立一门学科所必须具有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范畴、结构形成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引论》，P170）做学问要达到陈先生说的这层境界，无疑需要一种宏大的视野。陈先生不仅这样要求学人，而且身体力行。陈先生的视野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在《引论》成书的前两年，陈先生就与朱易安一起编撰了《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6年）与专题研究的积累为地平线的，在这上面他建构了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

书中除“序说”与“余论”之外，主体部分由“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五篇组成，分别论述了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和学科发展史。全书围绕着对唐诗质的探求，由“正本”揭示唐诗的质性所在，然后上溯其源，下别其流，旁及其体，末缀以唐诗研究历史的小结，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诗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是自然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人为强加或空想出的。因为对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质”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究的核心；而“质”的形成，脱离不了历史的过程，这便有必要溯源；而“质”在历史中又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而需要“别流”；“质”的表现形态也不会是单一的，因而需要“辨体”；而对学科史的论述，无疑也会加深对“质”的理解。这种建立在材料与专题研究的理论体系，在学科研究上，是具有普遍迁移力的，比如宋词学、元曲学、小说学等，都可以沿用此一理论框架来进行系统的研究。

当然，陈先生宏阔的视野还体现在结合具体作品与个案来说理。如为了说明唐律诗与绝句与汉魏六朝古诗的“有头有尾、平铺直叙”的不同，陈先生举了王维的写景小诗《鹿柴》与《辛夷坞》及李白的抒情短章《静夜思》、《秋浦歌之十五》作为实例，来说明唐律诗与绝句的“截取横断面”的表现方法。再如，为了说明唐朝文人的政治理想虽然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但骨子里又有一种轻视儒生的侠义倾向，陈先生举“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岂学书生辈，窗前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帏复何益”（李白《行行且游猎篇》）、“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及李白的《嘲鲁儒》为例，有这些具体的作品作证，便“事实胜于雄辩”，见出陈先生立论是有理有据的，而不是信口雌黄、空口白说。

以典型的个案来说理，在《引论》中也随处可见，如在论述唐诗思想渊源除儒释道之外的“侠”——把“侠”作为唐诗的一大思想渊源本身就说明了陈先生阔大的视野，为了表达唐朝社会普遍地肯定任侠精神，除了举出诸多文艺作品中的“侠”，还以一个现实的个案来说明：武后时下徐元庆为报父冤，手刃仇人，触法当诛。当时任谏臣的陈子昂，特为此事写了一篇《复仇议》，建议按法处刑的同时旌表犯人的闾墓，褒扬其孝亲之义，获得采纳。徐元庆固然算不上游侠，但他的私自复仇的行为是符合侠义传统的，行诛之后再加旌表，其实是肯定了任侠精神的胜利，而堂堂一个最高的统治者，且向来被视为残酷、冷血的武则天，居然都认可这种做法，下面的百姓及文人对侠义的推崇便可想而知。纵观《引论》，陈先生几乎每一个结论与观点都是和具体作品与个案连在一起的，而对这些具体作品与个案的广泛运用，本身就是作者宽广视野的突出表现。这样，不仅增强了其文章的可读性，也增强了其观点的可信度，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文中的观念。

动态的研究，是《引论》中一个更突出的特点。所谓“动态”，就是侧重多方关系的互动，在交互的影响中加以阐发，它是一种多线的、变化的关联，而不是单线的、静止的独断。陈先生论述问题，喜欢将相互关联的方面加以比较、辨别，通过这种横向的比较来揭露唐诗的各种特质。在《正本篇》中，对唐诗“质”的阐发，不是随便举出一种与宋诗或其他任何一朝诗的不同特点来定性的，而是从内容（主要特征是风骨与兴寄）、表达（声律与辞章）及兴象、韵味多方面的综合——气象来定位。在《清源篇》的“唐诗的社会渊源”一节中，陈先生选择漫游、从政、科举三方面来作为唐人生活的主要标志，并从各方面论述其对唐诗的影响，如漫游生活既为诗人打开了视野，提供了广泛多样的创作素材，也让唐诗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陈先生并未局限于此，还将漫游、从政、科举放在一个交互联系、作用、影响的整体中阐发，“从政作为人生的目的，科举为通向政坛的主要门户，漫游又是应举与从政的准备，三者联结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活道路，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特点的”（《引论》，P43）。可见，漫游、从政、科举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于唐朝的每一个士子。

历史的视域，不仅指唐朝的历史语境，还包括唐以前的历史回顾，是动态研究的另一表现。虽然任何一种“质”都具有一定的稳固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又并非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体现唐诗最基本质态的气象到元和年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浑成走向刻露，由雄厚进为博大，体现了唐诗本身历史发展中的部分质变，但因为其大体风貌并未越出唐诗气象的范围，故其“质”与初盛唐的诗是一致的。在《正本篇》中，陈先生对“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韵味”等每一个重要范畴都进行了历史的、系统的考辨。这样，读者便能清晰地看到概念形成的轨迹，因而对这些范畴有全面、深刻的认识。而后面的“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诸篇，本身就体现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引论》至始至终都回响着历史的足音。

关于唐诗，尽管还有诸多方面的问题没有谈到，或不能更具体详细去谈，但最重要的方面陈先生都已说到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170余页的《引论》，用海明威的话说，只是冰山的一角，但这水面上突出的一角，无疑已经尽显了唐诗这座冰山的雄奇与晶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喜欢唐诗的人，不可不一睹这一角冰山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