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这两天，关于“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一事，舆论又开始转向。有舆论开始以公共道德和礼俗为名，批评女性在公共场合着装暴露。“上海地铁二运”的立场又获得了支持。

这是当下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场景。一个公共场合穿衣打扮的问题，居然也卷入了自由、权利、公序良俗之辨，倒是真实地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公权、私权边界的模糊不清，也令人意想不到地发现，原来私权和功德竟然存在如此尖锐的冲突。

当有女性在地铁公然打出，“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语后，道德卫道士们不是关注地铁色狼的下半身思考，而是直接从形而上的高度指责人家，在公共场合“你不能骚”。这种将公共道德秩序绝对化的论调，符合柏林所讲的“积极自由”的逻辑，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你可以不认同别人的价值观和穿着，可是只要不违法，你就不能说别人，“你不能骚”。

有的人士，提出礼俗高于权利，主张在公共场合穿衣应该得体。可是，礼俗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东东，“何谓礼俗”，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所指。在汉代，当代人穿西装、牛仔，或许就被看作“胡服”。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穿比基尼，还可能会被警察带走。因而，何谓得体的穿着，也从来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主张穿着得体的人士，能否给出具体的得体的建议？既然在公共场所要穿着得体，事实上也需要公众的认知，那么，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些明确而一致的意见呢，得体的边界在哪里？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恐怕最终需要对女性的穿着进行一种几何学的认定。

比如，在公共场合穿“齐B小短裙”是否得体？如果，答案是不得体的，小短裙再长 1厘米，是否就得体了呢？这就牵扯到对女性穿着，身体裸露部位，乃至面积的精确测量。照此下去，恐怕就会有这样的结论出来：在公共场合，女性着装大腿裸露部分不得超过臀部以下15厘米，腹部裸露部分以肚脐为中间点上下裸露不得超过5厘米，胸部裸露面积不得……

这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提到，古日耳曼法有些奇特的规定。“迫使妇女裸露头部者，罚款六苏，迫使妇女裸露腿部直至膝盖者，也罚款六苏，迫使妇女裸露膝盖以上部位者，罚款加倍”。

孟氏认为，“法律测定妇女的受辱程度就像是测量几何图形”。而只要按照公序良俗之上论者的逻辑，女性肯定要伸张自己的权利，去探讨得体穿衣的边界，最终难免要像“测量几何图形”那样，测量在公共场合身体可以裸露的尺度。不如此，这个矛盾恐怕就无解。

然而，真要这么做又是荒唐可笑的，毫无疑问又是对人们自由的一种侵犯。公序良俗与私人权利之间有些时候确实会存在一些冲突，但是，公序良俗之所以不是法律，也就说明，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有明确的边界。因而，在公共舆论中，挑起二者的对立，也是不合适的。

无论是以否定私人权利为前提捍卫公德，还是以强调个人自由、权利为名，去挑战公序良俗，都是假命题，并没有绝对的正确和正义。因为，二者并不存在绝对对立的关系，现实中也存在广阔的模糊地带，而且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存在多种伦理与价值观的交织。

一个开放的社会当然需要主流的伦理和价值观，但主流的意思也意味着多元，也要对少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包容。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在公共场合。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公序良俗的社会效用，而且是社会自我运行和治理的最主要法则。可是，这不应当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也不能强制别人按照这样的价值观生活。

当下，确实需要公共道德和公共伦理的重建，但是，就在上海地铁穿衣事件来看，值得担心的是，一些人士以现实的需要为由而将公共道德、礼俗等无限拔高，从而伤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并且失去了社会良性运转所最需要的公共精神——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