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大众从来都是“标签党”的最爱。然而，大众既非完全是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也承担不起任何肉麻的赞美，当然，片面地指责其懦弱、自私、目光短浅也不符合实际。大众是一个集体概念，然而，构成大众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个体的理性其实也正是社会整体理性形成的基石。

  许知远在《庸众的胜利》一文中说：“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彷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并进而指责大众的懦弱、自私，认为“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

  显然，许知远在批评大众的时候，是把自己排除在外的。在他将大众归入“庸众”之流时，其精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立场也表露无疑。而其逻辑最为荒谬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是学者和媒体等一帮精英人士把韩寒抬得太高，又一方面把板子打在了大众的身上。或许，在他的逻辑天网之下，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大众，在追捧韩寒的时候，就都变成了一群庸众。

  当许知远指责别人拒绝付出代价，以及对批评规则的圆熟之时，他是否也在反观自身——他又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又何尝不是对批评的潜规则烂熟于心？既如此，他又有什么资格指责别人缺乏优秀的道德品质？

  然而，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大众的这种懦弱与拒绝付出代价，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才是许知远文章的核心。托克维尔曾说，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每一个人在面临自身利益遭受侵害的时侯，一般来说都会经过理性的“算计”，而遵循代价最小的原则进行。所谓的“安全的反抗”其实正是这种理性的选择，也是人趋利避害的本能。

  如果说一个社会拒绝付出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代价，其实也正是表明，这个社会尚未丧失理性而走上激进主义的不归路，这也并非是以“无原则接受现实”为标志的犬儒主义。

  正因为如此，萨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于法国民众心目中失宠。“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七十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这恰恰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而是一件社会的幸事。当嘲讽代替了革命的激情，说明法国民众与社会正在走向成熟，也由此摆脱了“法国大革命”的宿命。许知远所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是，他在谴责民众懦弱与个人主义的自私时，也在召唤着一个激进主义的嗜血幽灵。

  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另一种不良的社会情绪。有的人似乎试图通过无原则的追捧，最终使韩寒走向“壮烈牺牲”之途。这既是对韩寒的不尊重，也是基于一种卑劣的人性。这与知识精英对韩寒的欣赏和大众对韩寒的喜爱，完全是两码事。

  这与许知远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自己不愿付出代价，反而希望别人做出牺牲，如果别人不肯上套，那就以懦弱、自私指责之。

  有些人士对于萨特的念念不忘，或许只是如今失势的某些知识精英，对当年高高在上指导大众、改造社会的“黄金时代”的怀念。在现实的大众面前，高举起所谓的理想主义大旗，除了赋予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和感动自己的悲情之外，似乎也难以有更大的社会效果。然而，精英主义试图主宰一切的狂妄已经泄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