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德清

针对孙淑义委员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提案，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侯露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仅靠一座城就完成了？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我们不能拿钱这么糟蹋。”现在已经“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此话说的好。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遭到如此强大的民意狙击，的确是时代进步使然，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进步使然。

也许有关方面应该慨叹，中华文化标志城之生不逢时。如果是在五年、十年以前，只要政府决意要干的事，那岂有反对的道理？他们不会料到，这个项目一旦公布到阳光之下，就会听到那么多来自民间的批评声音，不会想到这个提案一在政协宣读就立刻招来委员们的炮轰，就会在短短一天时间内收到108位政协委员的联名抵制。昔有梁山一百单八将，今有108位全国政协委员，他（她）们也全是好汉，无愧于自身的职责。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近年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中国国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民主政治的进步。

国民自我权利意识的觉醒促使公民社会的形成与日渐成熟，因而，在公共事务上，公民发言、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成为常态，大家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阐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而对政府和官员来说，也对这一新的社会动向做出适应和调整，充分采纳民间的意见，顾及多方利益诉求而对公共政策做出调整。在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上，即体现了这种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就在这种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与博弈中，开始了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这个进程虽然刚刚起步，但是，其趋势则是使政府的权力一定要受到约束与监督，把政府从权力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政府从全知全能的上帝叙事中解放出来。从此政府的意志就不再是绝对的权威，政府的决策必须要放在阳光下接受人大、政协、公众的公开质询。应该看到的，这不再是过去的一句口号，不管有些人认不认可，来自公众的监督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尽管，这已经成为很多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各界新的共识，却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了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样罔顾民主程序、科学决策和民众利益的事情发生。山东政坛一直奉行实干主义，然而，因为政治观念的落后，这样的实干就易于变成了公众视野里的“蛮干”。

当然，这种陈旧的政治观念也并非没有新的内容，其在威权政治的酒瓶中，还是装上了不少精英政治的洋酒。从整个过程来看，中华文化标志城本质上是威权政治与精英政治相媾和而产下的怪胎。在此事件中，威权政治的表演无须赘言。值得一说的倒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事件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精彩绝伦的表现。从已退休的高级政治人物的理论阐述，到69位院士的联名倡议，再到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美容，乃至悬红900万全球征集创意，可谓是逻辑周密，用心良苦。也许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只要这个项目能够最大可能地得到各路精英们的认可，那么这个决策就是科学的，未来的前景也必然是光明的。威权政治和精英政治都高度认可少数人政治的信条。从事件的表现来看，当事各方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基本上掌控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命运。他们真正担心的可能只有中央政府，而其他社会力量的反对显然不在考虑之列。3月10日，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撰文说，在山东省的决策过程中，来自山东内部的反对声音都被政府中层过滤掉了。因而，当地高层听到的都是一路赞歌。实际上，如果政府决策不那么专断，官员们的心态不那么精英，恐怕也不会闹得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威权政治视法治为无物，精英政治视民众为群氓。这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格格不入。而近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一方面体现于宪政框架的建设，行政许可法、物权法等法律的颁布给政府行为划定了边界；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会启蒙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个体的政治诉求，这既激发了现有政治框架内的民主活力，也在民间表现为充满强烈怀疑主义精神的大众民主。所以，中华文化标志城遭到政协委员与民间舆论的合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有关方面仍然试图用旧的手段来对付这次危机。那么，社会各界对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追究，不会因为舆论的暂时冷冻而告结束。2007年的华南虎照就是活生生的案例。现在，的确已经不再是阿房宫的时代了，但愿，有关各方能够真正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