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春运”就如同打一张全民“战争”，拥挤忙乱。最近十几年来，对于在外边闯世界的国人来说，过年首先要过春运这一关。今年，由于大范围暴雪的影响，春运的形势更是不容乐观，可谓是“雪上加霜”。近日，媒体报道，受雪灾影响，广州火车站羁留的旅客，已经达到了17万人之多。这是一幅怎样恐怖的场景，恐怕对每个着急回家的人来说，读罢这则新闻心情都不会轻松。

每年数亿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大规模迁徙，世所罕见。可是，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事情，是几乎每个人要享受家庭团聚的欢欣所必然要承受的代价。

春运成为年关中国社会的头等大事，始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国家放开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之后，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也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最开始，社会上有个很热的词叫“盲流”，就是指我们今天的“外来务工人员”，意思就是盲目出去打工，没有现成的计划和目标。这不是个好词。随着“盲流”越来越多，大家发现该词的杀伤力已经失效，也就弃之不用。劳动力的市场化不但盘活了中国农民，也盘活了知识分子等人才。那时候还有一句话比较流行，就是“孔雀东南飞”，指内地人才向珠三角地区流动、集中。人口大规模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有了劳动力的大规模自由流动，必然会增加交通部门的压力，尤其是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也就没有春运。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没有劳动自由，当然也不可能形成如此“盛况”的春运。

另一方面，春运可以说是中国区域经济失衡发展的现实写照。由于过去中央政府政策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在市场化改革之后，不但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加剧。地区贫富的差异和就业机会的多寡，自然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向。这些年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和城市扮演了市场中劳动力需求方的角色，而内陆地区和广大的农村扮演了劳动力供求方的角色。珠三角等地成为每年春运的重灾区，也就并不令人意外。如果考虑到，中国制造业最基层劳工的工资十余年来没有大的变化，以及产业带从沿海到内地逐步转移，东部的产业工人来源也就越来越来越西部化，并且越来越深入最贫穷落后的地区。这实际上又加剧了我国人口在更大范围内的迁徙和流动。

然而，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每年全国范围内迁徙，都不正常。如此高频率的人口流动性，在任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没有过。通过市场化改革，劳动力自由流动了起来，但是，因为政策壁垒，却并没有让部分流动起来的人口稳定下来。这就在中国形成了一个现代流民社会。人人都会算自己的经济帐，谁也不想做流民。如果在当地能一月挣800，他很可能就不会去外地挣1000。如果，城市里的打工者的收入能够保障家人在一起生活，那么过年谁还会再去挤火车？户籍、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等对外来务工者的歧视政策的存在，助长了东部对西部、城市对乡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也正是这些制度的存在，农民才会一年一度进城后再被驱赶回乡村。这些制度枷锁，也是劳动力流动自由的最后的障碍。如果说，春运是因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起，那么，也是因为劳动力的不自由而存在。从这个层面来说，春运是我们社会整体为市场不自由所支付的交易成本。

如何破解春运困局，显然不能依靠疯狂地修铁路和让火车提速。如果，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不变，如果，国民流动起来而权利不能入乡随俗，那就让我们继续一起挤火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