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篇：12、语言赋予的生理变化。

语言的产生不仅使人类的交流沟通方式，人类的意识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赋予了人类的生理变化。

美国学者理查德·利基在他的《人类的起源》中指出：“人类能够发出范围广泛的声音，这是因为喉在喉咙里的位置较低，因而创造了一个大的音室，咽部在声带之上”。“根据纽约塞内山医学院医院的杰弗里·莱特曼（Jeffrey Laitman）、布朗大学的菲利普·利伯曼（Philip Lieberman）和耶鲁大学的埃德蒙· 克里林（Edmund Crelin）的创造性工作，使我们认识了扩大的咽部是产生发音完全清晰的语言的关键。这些研究者对现生生物和人类化石中的声道解剖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发现它们是很不同的。在除了人以外的所有哺乳动物中，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这使动物能同时进行呼吸和饮水，其必然结果是，小的咽腔限制了所能产生的声音的范围。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而依靠口腔的形状和嘴唇来变化喉部产生的声音。虽然喉的位置低能使人类产生范围更广的声音，但它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时喝水和呼吸。这种结构易于引起窒息”。

“人类婴儿出生时像典型的哺乳动物一样，喉位于喉咙的高处，能同时呼吸和饮水，这是给他们喂奶时所必须的。大约18个月以后，婴儿的喉开始向喉咙的下部移位，在小孩长到大约14岁的时候，喉到达成年人的位置。”

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喉位的下降和音室的扩大呢？理查德·利基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但很显然，这样的下降机制必定是人类长期制作和使用语言的经验历史积累对人体生理的文化塑造。

语言不仅使人类喉咙的发声构造发生改变，也使人类耳朵的听觉构造，大脑的中枢结构，以及基因的变异，都发生了因语言的制作和使用的经验历史而引起的生理改变。如，喉咙音室的扩大能够发出更多的音节；耳朵的构造变得能够分辨更为细微不同的音节和声调。据美国学者的研究，人类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生物学家都知道，脑是新陈代谢耗费能量很大的器官。现代人的脑子只占体重的2%，但是耗费20％的能量。灵长类是所有哺乳动物中脑子最大的一群动物，而人又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这个特性。如果体重相当，人的脑量为猿的3倍。

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桑塔克鲁兹分校的生物学家克里斯托弗·威尔斯在1993年《脱离控制的脑》一书中指出，“加速我们脑子生长的力量似乎是一种新的刺激物：语言、符号、集体的记忆等等所有文化的元素。正如我们的文化产生于复杂的事物，我们的脑子也是这样。大而聪明的脑子导致更复杂的文化，文化又反过来导致更大和更聪明的脑子。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自动催化或正面的反馈过程，这应有助于通过大的人群更迅速地传播遗传的变化”。

DNA基因复制又会把种种生理结构的变动写入基因编码，为子代承继植入了语言和文化的激发机制和集体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