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诗集之后，有一天，一个同事见到我就称我：“诗人”，我的平常心其实是望峰息心，不敢大声称自己是诗人，总觉得山上有人，后来，听说他支援兄弟院校做学报主编去了，那时，称我诗人的同事还有一些，但我就觉得学报主编称我诗人的那次具有开创性，而且，对我的评价很高，在我看来，称谓已经是一种评价了。如果从模仿说来看，我写诗肯定始于模仿，重要的是坚持从练笔走向成熟的路线，迎接自己的风格声音的到来，对于诗人来说，渴望获奖是对诗人称谓的巩固，为此，我不一般地反感获奖的追求，如果获奖，那意味着诗人被肯定下来，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坚持写，似乎并不追逐诗人之名，如果诗与我结合得并不好，没有获得诗的成熟度的话，追逐诗人之名是不是太早，但第二本诗集，我还是觉得自己获得了感觉，虽然不能明确地定义诗，但是可以指认诗了，一方面定义诗是难的，指认诗就是不写诗的人也可以，一方面我谦虚下来，不急于被称为诗人，我获得的感觉就是指认诗的感觉，进一步确认写诗其实是一个体道的过程，那种体道感，在《门廊》后记被形容为既视感，而在《阿暖香》的自序和后记都没有说出来，自序中想用原型来引起一些什么，但实际上想说的可能是共时性现象，这里，我没有因为体道，就说自己有慧根，后者是佛家的一个提法。这样一来，反观过去就有表里的两层推动：表面是追逐诗人之名或利的一个驱动，内里是对共时性现象的神秘的追寻，内里是体道也是一种诚实的学问，也许每个人体道的方式不同，或者阶段性不同，设定我处于上升的阶段，也许会超越共时性现象的神秘的追寻。那么，诗集是什么？是我投向社群性场域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