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司马光2

——读苏札记之四

我楚狂人

一、反对新法的政治同盟

司马光无疑是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力。

王安石改革伊始，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 “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在王安石罢相之后昼夜兼程赶到京城，尽废新法。司马光，用尽其余生与王安石新法势不两立。

司马光彻底摧毁了新法。

而在王安石变法初期，苏轼也是主要的反对派。

刚刚入仕不久的苏轼也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王安石变法这场政治斗争中。苏轼也是主张革新政治，在改革问题上他同王安石并无本质的分歧。苏轼早就看到当时社会“有兼并之族而赋甚轻，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于破败漂流”的形势，因而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等改革目标。这些，都表明了苏轼属于变法派。但是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冒进，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集中在他三次给神宗皇帝的上书。1069年，苏轼曾给宋神宗三次上书谏言，指出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首先苏轼就王安石提出的《贡举法》向宋神宗提出了意见。苏轼认为，王安石倡导的人才选举制度在选拔人才方面只重视能力而不注重人品，如果选拔人才按照《贡举法》来选举，那么朝廷上将会滋生很多投机分子。事实上苏轼不幸而言中。此后，苏轼遭到了王安石等改革人士的打压。但是，这并没有让苏轼放弃，他又给宋神宗上书两次，全面抨击了王安石变法措施的弊端。以《雇役法》为例，苏轼指出，助役钱会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对那些投机取巧的贪官污吏来说，他们仍然能从其中获得大量的利益。如果这一措施实行，只会引发百姓的哀怨。有人总结，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反对变法，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结人心；其二，厚风俗；其三，存纪纲。由于苏轼的声望与才华，被当时认为是保守派的出头人物，遭到打压，一再遭到贬谪出京，先后在杭州、密州、黄州任职。

苏轼的革新主张同王安石的新法相比，又具有温和的改良色彩，在激进的变法派看来，他又属于保守一派。宋神宗时期，朝廷关于变法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渐渐演变成了党争。而这一阶段的苏轼与司马光是政治上的盟友。

司马光刻像，下同。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