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万三7

——苏州人心目中的朱明王朝之六

我楚狂人

三、沈万三家族与朱元璋

不管《明史马皇后传》所说的“沈秀”是不是民间传说的沈万三，他总是江南富民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所以，沈秀的遭遇具有代表性。我以为，有以下这些因素可以注意。一是吴中富民主动与朱明王朝修好，但是朱元璋还是坚持刻意打压。二是，吴中经济的高度商业化与朱元璋的农本思想产生严重冲突，朱元璋就是要摧毁吴中的商品经济。三是朱元璋为了缓解经济，有着不择手段掠夺吴中财富的主观动机。这才是沈秀事件的根本原因。下面逐一解说这些问题。

1．主动修好和刻意打压

《明史马皇后传》里“沈秀”是明显努力对新生的朱明王朝修好，耗巨资助修南京城墙，犒赏军队，结果却是几乎族灭，还是皇后说情才侥幸逃生，举族流放云南。这里面，朱元璋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刻意打压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是这不是个案。

重新看一下郎瑛的《七修类稿》相关内容。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顾、陆、李三子〉：“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髪爲僧，陆爲黄冠，遗业於万三，李挈妻子、家资浮海去，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应该就是当时苏州有名望的富民，其中李鸣凤“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主动修好，但是最终还是都走了，“俱惧法而避之”顾为僧，陆为道，李出海。

其实，富民向强权“交保护费”这是历史常态。沈家帮助张士诚是这样，甚至海运物资供奉大都元政权也是这样。但是遇到蛮不讲理的朱元璋，“交保护费”也不行。这真是叫人走投无路了。朱元璋根本不给富民活路。

朱元璋对吴中富民摆明了就是打压的姿态。

2．朱元璋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就是想摧毁吴中的商品经济

我前面已经多次说到，宋元以来，苏州城市已经高度商品经济化。这在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三言》中可以充分体会。其实，我们从明代的笔记小说中也能体会。就说上文说到的“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都是商人而巨富。本文的主要论述对象沈家也是巨商。其中李鸣凤最终“挈妻子、家资浮海去”。明显的他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早就经营了海外退路。

朱元璋的禁海政策就是针对以苏州为代表的海外商贸活动的。从明面上看，禁海是为了防止倭寇骚扰。实际上就是要把老百姓驱赶到田里，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当然，这里面受到最沉重打击的就是当时“外向型经济”走在最前沿的苏州。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事实上，海禁之后倭寇问题只有加剧。今天我们掌握的资料告诉我们一个啼笑皆非的事实，那就是倭寇其实大多是中国自家的海盗，一直到明末的郑芝龙都是如此。倭寇几乎都是武装走私集团发展起来的，而且他们始终是走私和劫掠“兼营”的。这就是明朝抗倭抗乐乐整个朝代而一直效果不佳的原因。明朝禁海，丢失了中华的制海权。

朱元璋用打压吴中富民、洪武赶散、奇重赋税等极端手段试图瓦解苏州的商品经济。但是事实上没有得逞，明朝中期开始，苏州的商品经济有领先于全国，高度发达起来。史学家往往喜欢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3．朱元璋觊觎巨额财产

历史上一些掌权者往往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用一些极端地手段额外搜刮巨额财富，如“三武灭佛”，其中我没有看到多少宗教意识的冲突，更多的是看到国家对宗教掌控的巨额财富的渴望。“沈秀事件”，实际上就是性质相同的一次收割。只不过朱元璋的收割对象是商人。

但是，朱元璋的这种“杀鸡取卵”的极端做法，只是饮鸩止渴。明朝的经济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明亡，实亡于经济的崩溃。

所以，朱元璋制造“沈秀事件”，实际上就是与苏州为代表的商品经济的决裂。朱元璋与苏州的经济模式的矛盾是在骨子里的。

周庄，下同。图片均为葛玮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