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教会学校的动机与动因6

——苏州教会学校研究之二

我楚狂人

三、基督教文化同化政策的新形态4

4．基督教文化同化政策的新形态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创办教会学校，究其本意，或者说是实质的出发点还是在中国推销基督教文化。这就是真正的动机，而“庚款”正是合适的动因。

通过输入先进的科技知识，“暗度陈仓”推销基督教文化，这样做，由来已久。说起中国科技史和教育史，有一个人物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明代后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是中国科技史和教育史上的大事。但是，必须知道，利玛窦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更是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文化的传播者，我在整理苏州的教堂建筑的资料的时候，知道秘密到苏州传播基督教文化的正是利玛窦，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杨家桥天主堂正是利玛窦和他的后继者努力的结果。

西方人把基督教文化打扮成“普世价值观”，用“博爱平等自由”来装点门面，用领先的科技知识装备起来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用把持话语权作为营销手段，百多年来的文化同化，就是以这样的新的形态现世。

而教会学校正是重要的一环——基督教文化从娃娃抓起。

5．必须把个人行为和国家意图区别开来

凡宗教，总有狂热的传播者。这几乎就是宗教的基本特征之一。如我们经常歌颂的玄奘，实际上就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传播者。玄奘是一个偷渡者，不是“公派留学生”，更不是“御弟哥哥”；他拒绝对等地向外传播《道德经》；他拒绝佛教的中土化，忠诚于佛教的“原真”。这就是玄奘尽管名声那么大，但是在中国，他的传人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那些传教士们，也许是真的很虔诚地只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文化而来。如创建萃英中学的海伊士，还傻乎乎漂洋过海带来了一口马萨诸塞州铸造的铜钟，含辛茹苦几十年，四十多岁来，七十多岁走，几乎奉献了一辈子。这口铜钟至今还在苏州五中校园。

但是，海伊士的个人情怀与美国的国家意志无关，我们应该分开来看。

四、文化自信与中国的立国之本

我们不否认教会学校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例如带来了现代的教育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教育的状态；客观上影响了民主风气，让中国的民主风气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文化自信还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朱们说，这里不展开了。

今天，历史地评价教会学校的价值取向，也许是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桃坞中学老校舍，图片有桃坞中学朋友提供。